數據作為數字文明時代的新型要素,具有易復制、非均質、非消耗、權屬關系復雜等新特點,對產權、流通、分配、治理等制度提出新挑戰。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對外公開《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簡稱“數據二十條”),系統性布局了數據基礎制度體系的“四梁八柱”,擘畫了數據要素發展的長遠藍圖,對我國率先掌握數字文明時代第一要素——數據要素,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一、數據是數字文明時代的第一要素

 文明是指人類社會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生存方式以及居主導地位的主流價值觀,實質是人類社會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和行為。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基本判斷依據,迄今為止,人類已經至少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三個時代。人類文明時代的演變和演替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表現為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組織方式、思維方式等的改變。推動人類文明時代演變和演替的根本力量是人類生產力的不斷提升,這其中,對生產要素的開發和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原始文明時代,人類的主要追求是生存,主要的生存方式是采摘、捕捉、狩獵。受限于知識和技術,人類對自然界充滿不解和畏懼,主要表現為順從,還談不上對生產要素的開發和配置。

 到農業文明時代,人類的生存能力顯著增強,生產方式主要有農產品種植、畜牧、養殖、加工等。但由于對自然條件十分依賴,因此生活方式主要表現為“依山傍水聚族”,順應大自然的規律。這時期,推動生產力提升的要素主要是土地、勞動力,以及農業技術。由于農業文明時代的生產方式主要以開發利用土地為主,因此可以認為其核心資源是土地。在假定技術不變的前提下,由于土地面積在短期內保持不變,財富的積累主要依靠勞動力數量的增多來實現,因此可以認為農業文明時代的關鍵生產要素是勞動力。

 進入工業文明時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類企圖改造甚至征服大自然,城市化、工業化等極大的改變了人類的生活、生產和認知。這時期,推動生產力提升的要素主要是勞動力、資本,以及工業技術。由于工業文明時代的生產方式主要以開發利用能源資源為主,因此其核心資源是能源資源。在假定技術不變的前提下,由于工業經濟發展受土地面積約束較小,財富的積累主要依靠勞動力和資本數量的增多來實現。隨著多次工業技術革命的推進,資本對財富積累的作用體現的更加顯著,這主要是因為資本在掌控能源資源,以及科技等其他要素的投入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因此工業文明時代的關鍵生產要素是資本。

 近30年來,人類迎來數字文明時代。AI、5G、物聯網、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等應用到社會生產經營領域,出現了互聯網經濟、共享經濟、零工經濟、平臺經濟、生態經濟等系列形態,推動了智能制造等生產方式和無人駕駛等生活方式的變革,人類也越來越重視虛擬世界的開發和改造。在數字文明時代,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由于生產方式主要以開發利用數據為主,因此其核心資源是數據資源。同樣,在假定技術不變的前提下,數字文明發展受土地、勞動力、資本數量的影響較小,受數據數量和質量的影響較大,特別是由于數據不同于傳統生產要素,它具有多維屬性特征,應用的場景越豐富,其價值就越能充分釋放,因此數字文明時代的關鍵生產要素也是數據。這樣一來,數據具備了數字文明時代核心資源和關鍵生產要素的雙重身份。此外,由于數據要素不僅可以依靠自身的數量增加和質量提高來提升生產力,還可以通過大數據的運算來優化和升級數據模型,推動數字技術進步,進而賦能其他生產要素,因此,數據可以被稱為數字文明時代的第一要素。

 縱觀前三個時代的發展軌跡,由于農業文明時代生產要素的積累和升級受自然約束較強,技術進步和財富積累速度較慢,因此土地資源豐富,且人口持續穩定增長的國家或民族就能引領世界發展。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漫長的農業文明時代,中華民族能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進入工業文明時代,生產要素的積累和升級受自然約束減弱,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速度較快,特別是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特征逐漸顯現,率先積累資本和掌握工業技術的國家或民族就能引領世界發展。此外,由于工業文明時代的技術種類更多、進步周期更短,因此難以再像農業文明時代那樣出現一個長期保持世界領先的國家或民族,而是會先后出現多個國家或民族引領世界發展。在短短兩百年左右的工業文明時代中,先后出現了“日不落”和“美國優先”兩個發展階段。根據上述邏輯,在數字文明時代,只有率先掌握數據要素和不斷實現數字技術創新的國家或民族才能引領世界發展。

 擁抱數字文明是大勢所趨和必然選擇,對中華民族而言,我們正處在從工業文明向數字文明演替的階段,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機遇期。檢視自身發展,我國工業經濟發展的要素條件、組合方式、配置效率正在發生改變,面臨的硬約束明顯增多,資源環境的約束越來越接近上限,碳達峰、碳中和成為我國中長期發展的重要框架,傳統依賴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持續。環顧海外形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強國不斷對我國實施關鍵技術“卡脖子”戰略,過去采用的“市場換技術”和“模仿創新”戰略也已經難以為繼。此外,在全球最尖端的半導體競爭領域,隨著摩爾定律的逐漸失效,后摩爾時代已然到來,我國除了要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既有技術差距,還要面對后摩爾時代新技術發展的難題。在此背景下,“數據二十條”的出臺提供了一把掌握數字文明時代發展主動權的鑰匙,為充分利用我國天然的大數據規模優勢和應用場景優勢提供了制度基礎,對我國率先掌握數據要素和持續實施數字技術革命指明了方向,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

 二、數據基礎制度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生產要素制度的歷史性創新

 2021年11月,在中共建黨百年之際,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將黨的百年奮斗歷史劃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個階段。一百年的光輝歷程既是一段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奮斗史,也是一部生產要素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演進史。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開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農民占全國總人口的80%以上(1927年),農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約為65.9%(1920年)。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農民、土地問題與中國革命出路問題緊密結合起來,開展了解放土地和勞動力生產要素,以及合理利用其他生產要素的制度探索,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開啟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在此期間,中國期望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發展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國家。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奠定了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的四要素地位,開始探索和實行生產要素的計劃配置,進一步釋放了土地和勞動力要素的活力,為大規模農業生產和支持國家工業化提供了制度基礎,但同時也導致生產要素和許多資源的錯配問題。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標志著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這一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化了四種生產要素對經濟發展的重要地位,全面開啟了探索和實行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改革階段。尤其是探索發展資本市場和正式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為有效釋放要素價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注入了強勁動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和完善了四種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制度,創造性的將數據確立為生產要素,提出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開啟了探索和實行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新階段。按照探索歷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15年以前,初步探索數據資源價值。“春江水暖鴨先知”,隨著全球計算產業迅速發展,以數據庫、云計算、互聯網平臺等為代表的企業率先發現數據在產品研發設計、企業優化運營、市場精準營銷等領域的巨大價值,開始通過各類平臺或終端大量獲取數據、訓練模型,賦能產業發展。2015年4月,中國第一家數據流通交易場所——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正式掛牌運營,率先探索數據要素市場培育。當年8月,國務院頒布《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提出數據是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要“全面推進我國大數據發展和應用,賦能傳統經濟”,數據的價值首次在國家層面獲得認可。10月29日,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將大數據上升為國家戰略,標志著我國正式全面啟動大數據發展國家戰略。

 第二階段是2016年至2021年,確立數據的生產要素地位和市場化配置制度。2016年12月,國家工信部印發《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再次強調數據是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是21世紀的“鉆石礦”。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融合”,強調了數實融合對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的重要意義;同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并在講話中指出“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數據作為數字經濟的關鍵要素地位得到確立。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將數據確立為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至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完成了“數據是什么”的探索。進入2020年,黨中央將數據納入生產要素范疇,繼續深化探索如何配置和治理數據要素的問題。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寫入文件,提出要“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并在次年12月頒布的《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中提出建立健全數據流通交易規則,正式拉開了數據作為生產要素進行市場化配置的制度探索大幕。2021年是我國數據治理立法的重要年份,隨著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平臺經濟數據治理等領域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對此,我國加快推進數據治理的制度建設,密集出臺數據安全相關法律法規,圍繞網絡安全、個人信息主權與保護、數據分級分類管理等方面進行制度規范,頒布了《網絡安全法》、《民法典》、《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四部法律法規,逐漸形成“兼顧安全與發展”的中央-地方兩級數據治理制度。2021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第九次會議上強調要“加強數據產權制度建設、強化平臺企業數據安全責任”。2021年12月24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九部門聯合頒布《關于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要細化平臺企業數據處理規則,探索數據和算法安全監管等。至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總體上完成了“數據要素如何配置”的問題。

 第三階段是2022年以來,開啟數據要素基礎制度體系化建設新征程。2022年伊始,國家發展改革委先后組織“我為數據基礎制度建言獻策”和“數據基礎制度觀點征集意見”活動,充分發掘全國各地科研院所、企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公眾的智慧,為構建數據基礎制度的總體思路、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貢獻了寶貴建議。2022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并指出“數據正深刻改變著生產、生活和社會治理方式,強調數據基礎制度事關國家發展和安全大局,要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為數據基礎制度的體系化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制度的最終制定按下了加速鍵。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強化數據安全保障體系建設,加快建設數字中國,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對數據要素的價值應用指明了方向。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數據二十條”首次確立了數據基礎制度體系的“四梁八柱”,擘畫了數據要素發展和賦能經濟發展的長遠藍圖。

 當前,我國已經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正朝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繼續前進。與新征程同步開啟的,正是中國快速增長的數據規模。根據ICD對中國數據規模的預測,隨著互聯網用戶的增加和數字基礎設施普及速度的提升,中國將成為數據量增長最快地區,預計每年將以30%的增速提升,從2018年的7.6ZB(約占全球比重23.4%)增長至2025年的48.6ZB(約占全球比重27.8%),并在2025年成為全球最大的數據區域。數據要素可以通過新知識、新生產、新匹配三個途徑賦能經濟發展,在新時代新征程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數據有什么價值”“數據是什么”“數據要素如何配置”“數據要素及相關產業如何發展”等問題進行開拓性研究和探索,正式確立數據要素基礎制度,具有歷史性偉大意義,為實現資源倍增、效率倍增、市場倍增、財富倍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提供了現實路徑。

 (作者: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  戎珂/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