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企業家不能忽略產品的成本和收益一樣，在市場意識和成本意識逐步強化的今天，政府成本問題也越來越多地受到了人們的關注。要想減少財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樹立政府形象，促進廉政建設，就必須嚴格控制政府成本。據此，世界各國政府紛紛采取各種手段和措施來降低行政成本，在眾多國家中，新加坡的一些做法因其成效顯著而備受世人矚目。

科斯曾指出:“政府的行政機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實際上有時它的成本大得驚人。”薩繆爾森指出:“政府的支出能夠以兩個相當不同的方式加以縮減。第一，人們可以使他們政府活動的效率更高。

他們可以杜絕貪污浪費并且要求計劃性以及較高的行政效率。第二，人們也可以改變政府的規模，通過削減政府的許多既有的職能而減少公共支出。“政府成本，是指政府在進行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所花費的各種費用的總和，以及由其所引發的現今和未來一段時間的間接性損失。一般可以將政府成本劃分為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兩大類。

從1995年5月新加坡推出“公共服務21計劃”開始，新加坡以減少政府成本為主要目標的改革重點集中在三個方向。一是在保持經濟政策正確的前提下，堅持把重點放在制度改革上，即機構的簡化、公務員的高效和廉政，從制度剛性上控制行政成本的增長，最大限度地減少顯性成本；二是加入全球性的政府重組運動中，引進市場機制，根據其機構特點循序漸進、不斷深化，使政府卸下沉重的財政包袱。三是構建電子政府并在相應的行政程序和辦事原則方面進行創新，以減少政府運行成本。

■控制顯性成本措施

用制度剛性控制成本增長機構設置合理化

在新加坡行政成本控制過程中，對政府顯性成本的控制主要是利用制度剛性通過以下途徑進行的：（1）法定機構的重組。法定機構是新加坡公共部門的一種特殊形式，在職能上有兩重性，一方面具有提供公共服務的運作職能，另一方面又代表政府實施行業監管；在運作上既有行政機構的公共特征，又采用企業化動作，進行獨立經濟核算。在新加坡公共行政改革過程中，把法定機構重組作為一個重頭戲，并沿著職能分流、機構歸并、企業化的方向遞進。新加坡政府把法定機構中可以實現市場化、商業性的服務與體現政府管制的部分職能清楚地剝離開來。一些比較適宜市場化的行為，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運作，但政府管制則理所當然掌握在政府手里。

●例如：新加坡電信局一分為二，分別成立新加坡電信集團和新加坡電信管理局，前者作為壟斷性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實行企業化的運作機制，而后者的功能定位就是代表政府行使行業管理。

（2）政府機構的歸并與新設。新加坡政府機構的調整包括對原有機構實施歸并或建立新的法定機構。同時，為了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設立一些新的法定機構。

●例如：原新加坡土地局、屬于律政部的土地系統輔助處、新加坡土地注冊局和測量部門等四個單位的服務對象基本相同，在2001年合并為新加坡土地管理局，這樣就避免了“多管齊下”的現象。

●例如：新組建了知識產權局，把知識產權上升為國家重要的戰略資源的地位，從而減少政府機構重疊。

卸下沉重財政包袱
 
重新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以使政府卸下沉重的財政包袱。首先，法定機構企業化。

法定機構主要是某些特定的壟斷性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兼有公共性和市場性的特征。法定機構的企業化改革是分步實施的，第一步是分階段或分部門實現業務的企業化運作，使其更具企業精神，增強對市場的反應靈敏度。

●例如：新加坡貿工部下屬主導工業開發的法定機構裕廊集團自2000年起開始籌劃部分業務企業化，并采取了一系列相應措施，其所下屬的裕廊碼頭在2001年第一季度把屬下JTC國際公司的房地產業務與“業開置地”實現了合并；在2001年第二季度，該集團的技術服務部門又與裕廊集團的子公司-JTC國際公司的咨詢部合并，也實現了業務經營企業化；第二步則是最終實現民營化。如新加坡公用事業局改組為新加坡公用事業集團，完全實現了民營化。

其次，管理合同化。管理合同化是減少公共服務成本的一種基本形式，是指政府確定某種公共服務項目的數量和質量標準，以契約外包或競爭招標等方式，發包給非營利機構或企業，承包方按照契約要求提供公共服務，政府方則必須承諾購買承包商提供的公共物品并檢驗其績效。管理合同化的主要目的是“政府的全部工作都應該采取某種形式的競標，以便讓私人部門也有機會投標，從而使成本更低地完成這些工作”。

●例如：新加坡貿工部是政府部門中最先采用管理合同的。2000年，貿工部對裕廊集團(前身稱裕廊鎮管理局)、國家科技局及經濟發展局等三個法定機構，試用了革新的管理合同系統。如果說，新加坡獨特的法定機構設立的本身是政府成本市場化控制的一種初級形態，那么，管理合同化實際上是對政府成本的第二次市場化改革。

控制隱性成本措施 

采用“高薪養廉”和“電子政府”樹立政府陽光形象

降低腐敗造成的隱性成本，使隱性成本有形化，減少暗箱操作，樹立陽光政府形象。相對于政府的顯性成本而言，這種成本具有隱蔽性，是一種不會帶來正面效用的成本，同時又難以準確地計量。但隱性成本可控制的彈性較大，政府管理模式有些許改變，就能對無形政府成本帶來很大的影響。新加坡在政府管理中大膽采用了“高薪養廉”和“電子政府”等一系列方式，用高昂的投入換取政府工作的高質高效，結果表明，這些手段對降低政府的隱性成本是行之有效的。

（1）用“高薪”造就廉潔政府。新加坡是當今世界典型的“高薪養廉型”政府。

新加坡政府部門的工資水平在本國的各行業中高居前列，同時，新加坡還采取公務員每隔幾年便大幅度加薪的做法。從政府成本角度來看，新加坡政府的高薪必然造成政府顯性成本的增大，但“高薪”降低了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的可能性，減少了腐敗引發的隱性成本。

●例如：2002年8月國際非政府組織公布對102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廉政國家的排位中，新加坡列第5位，新加坡己經成為舉世公認的成功地將腐敗抑制在最低限度的國家之一。

（2）以“電子政府”降低政府運行成本。當世界上其他各國正在為政府部門設立網站而努力的時候，“電子政府”在新加坡早己不是什么新鮮名詞了。新加坡從1981年起就開始發展電子政府，經過多年的努力，新加坡在電子政府建設方面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在服務的深度上位居全球第一。“電子政府”既可以降低以辦公費用為表現的有形政府開支，同時因為“電子政府”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所以降低政府隱性成本的作用也十分顯著。雖然新加坡為構造“電子政府”有較大的投入，但由電子政府而帶來的政府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的降低遠遠大于為此所投入的費用。

●例如：新加坡生產力和標準局通過“電子政府”對中小企業技能發展基金的審批事務進行重組后，審批周期從原來的42天縮短到5天，對產品的測試也從以前的22天縮短到10天。

●例如：新加坡在2000年進行了第四次人口普查，由于借助互聯網和新的人口統計計算機系統，僅動用了600名工作人員，花費2400萬新元。如果按照傳統的人工普查辦法，至少需要動用6000名統計工作人員，花費7000萬新元。

減少決策失誤

決策失誤的當事者終會離去，但決策失誤的苦果卻要由整個社會成員來品嘗。新加坡通過一系列政策吸引優秀人才加入公務員隊伍從事政府管理工作，在公開透明的輿論和國民壓力下，優秀公務員組成的政府集團非常謹慎地做出決策，這就使新加坡政府在運作過程中因公共決策失誤而轉嫁給國民的隱性成本非常少，減少了決策的機會成本。

●例如：1996年－2000年新加坡公共服務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分別為9.2%、16.2%、6.3%、7.5%、4.1%，僅就這一項上來看，新加坡的政府成本改革就已交出了出色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