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政務是信息化的一個子集，從電子政務理解什么是信息化，我們可以把問題簡化和縮小為公共產品的生產方式問題。

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綜合。生產力是人與自然關系，生產關系是人與人關系。也就是說，從生產方式角度看問題，就等于把問題還原回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問題。

工業化是一種生產方式，信息化是另一種生產方式。私人產品有生產方式問題―是用工業化方式生產，還是用信息化方式生產;公共產品也有生產方式問題，因為政府提供的是公共產品，它也有用工業化方式服務與用信息化方式服務的比較問題。

接下來要問的是，工業化生產方式與信息化生產方式有什么區別，它們屬于同一次現代化，還是兩次現代化。意思是，如果認為屬于同一次現代化，等于認為它們之間是量變的關系;如果認為不屬于同一次現代化，而分屬于兩次現代化，意思是說它們之間是質變的關系。可以說，這個問題是沒有取得共識的。我認為，工業化生產方式與信息化的生產方式，存在本質區別，是兩次現代化，是從前一次現代化通過質變轉向后一次現代化。

電子政務不同于一般信息化，它的特殊性在于政務。政務就是指公共行政。對于電子政務中的政務，也就是公共行政來說，對它的生產方式，該從哪里入手研究呢?換句話說，公共品生產方式的起點在哪里呢?

如何在公共行政起點上區分工業化與信息化的本質不同

1、第一個標準是看政治與行政二分關系

由威爾遜、古德諾總結提出的政治與行政二分，是工業化行政的邏輯起點，也是公共品的工業化生產方式的邏輯起點。它相當于經濟中的市場與企業二分，是斯密揭示的專業化分工這一工業化特征在公共行政領域的典型體現。行政作為公共產品的迂回生產部門，從自然政治狀態中分離出來成為專業化的部門，是公共行政體現工業化特征的標志。薩維稱之為“工業社會的政府組織模式”。而隨著工業化完成，信息化行政日益傾向于使行政復歸政治，公共行政越來越多地開始具有非行政特點，向著政治的本原復歸，我們稱之為以人為本。意思是不要以官為本，不要以行政為本，不要搞官本位，要牢記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宗旨。

工業化政務(公共品生產方式)的特點，是服務者與被服務者，通過中間的官僚，迂回管理，因此要強化政治與行政二分;信息化政務(公共品生產方式)的特點，是通過治理系統，加強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直接貼近的管理，因此要弱化政治與行政的二分。

2、第二個標準是看行政內職能與流程的關系

以職能為核心，效能的反映是管理的邊際成本遞增;以流程為核心，效能的反映是管理的邊際成本遞減。對“電子政務提高效率”這種說法，我個人很有看法。這個說法不錯，但也不對。這種說法存在的一個顯著毛病是，它不能區分工業化與信息化的本質區別，甚至不能直接評價出二者績效的高低。在效能曲線的圖解中，我們可以很直觀地看出這一點。在邊際成本遞增曲線與邊際成本遞減曲線交點(臨界點)外，曲線上任取四個點ABCD，代表四種效率狀態。電子政務在交點前C的效率狀態，并不比傳統政務效率D高;而交點后形勢相反。說明要進行區分，必須觀察效率的變化率，而不是效率本身。

公共品生產方式的不同，可以從成本與收益(以管理范圍擴大代表)之間的微分關系觀察到。工業化政務的效率“微分”關系是，邊際成本遞增，邊際收益遞減;而信息化政務的效率微分關系是，邊際成本遞減，邊際收益減增。兩種生產方式中，管理層次與管理幅度之比的變化率―切線的斜率(代表曲線向上向下的方向)不同。

不同的電子政務模式，代表不同的公共品生產方式

不同的政務模式，代表不同的公共品生產方式。第一次現代化的政務模式(邊際成本遞增的公共行政方式)有兩種，一是韋伯官僚制(大政府模式)，二是公共選擇模式(小政府模式)，第二次現代化的政務模式(邊際成本遞減的公共行政方式)有兩種，一是新公共管理模式(流程再造模式)，二是新公共行政模式(以人為本模式);最后還有一種是后現代公共行政模式(個性化模式)。

模型一：傳統官僚制(韋伯制)的電子政務

從尼斯坎寧模型中，我們提煉出一個最重要的簡化的效率特征：公共產出的邊際成本遞增與邊際收益遞減。這是一般官僚制效能的本質特征。也就是說，它不光是傳統官僚制，即韋伯官僚制效能的本質特征，也是現代官僚制，即公共選擇官僚制的本質特征。與現代官僚制相區別，傳統官僚制具有“大政府”的特征。

韋伯官僚制的績效特點，也就是它所追求的效率，是產出的增加，并非成本的減少。主要有三大特點或問題：第一，傳統官僚制片面強調行政系統“產出”最大化，單純從公共產品供給角度理解公共管理;第二，忽視對行政成本的控制，表現為財政預算約束軟化的特點;第三，片面理解行政效率，認為效率就是提高行政系統的“產出”。

與韋伯官僚制對應的電子政務，是技術型電子政務。第一，可以比較清楚地表示電子政務的投入，但忽視了分析電子政務的產出;第二，指標測評時具有投入越多，評價越高的特點;第三，在投入與產出之間，往往以不可知的效率黑箱為由，回避解釋技術與業務或“電子”與“政務”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

模型二：現代官僚制模式電子政務

現代官僚制模式的理論基礎是公共選擇理論。這種政府運作的根本的效率特征與尼斯坎寧模型一樣：公共產出的邊際成本遞增與邊際收益遞減。與傳統官僚制相區別的第一個不同在于，韋伯官僚制強調“大政府”，公共選擇模式強調“小政府”;第二個不同在于，現代官僚制及其電子政務的成本曲線的起點不同。

與現代官僚制對應的電子政務，是管理型電子政務。在電子政務的策略選擇上，與現代官僚制模式相適合的原則，就是通過實施電子政務，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的手段，加強行政管理，建設有效益的政府。比如，強調通過電子政務，擴大財政收入，減少財政浪費，提高政府辦公效率，提高政府公共產出，降低政府運行成本。

模型三：流程再造模式的電子政務

流程再造模式的理論基礎是新公共管理。與官僚制不同，它的邊際成本呈遞減特征。這是公共管理的工業化性質與信息化性質的本質區別所在。

信息技術是流程再造的工具，它提供了政務邊際成本遞減的技術效率基礎，而邊際成本遞減的制度基礎仍是政務流程再造本身。

流程再造型電子政務，表現為前臺一站式服務，后臺流程再造，信息整合。流程再造型的策略，其績效目標一定是結果導向的。結果導向，反映到績效目標本身，就是追求效能。這里的效能，與效率優位階段的效能，具有不同的含義，它的含義是管理的邊際成本遞減。反映在改革的口號上，就是“干得更好，花得更少”。

模型四：參與型的“直接”電子民主

參與型的直接電子民主，理論基礎是新公共行政理論。與公共選擇模型相反，參與型電子民主模型的效能曲線，體現出來的是邊際成本遞減和邊際收益遞增。這反映了新公共行政的流程化的本質特點，從而與公共選擇職能化區別開來。

新公共行政的政務流程重組不同于流程再造模式之處在于政治與行政二分關系的揚棄。政務層級的扁平化，要求行政體系中作為中間環節的代議層和代理層的壓縮，意味著公民可以通過更加直接地對話、溝通、參與，使公共行政表達和體現民意。意味著工具理性對于目的的回歸，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公民神圣理念。而這種以人為本的公民觀，是對于公共選擇和新公共管理的公民顧客觀的揚棄

新公共行政學派的績效觀，最重要的是從結果(Effectiveness)和公平(Equity)方面，考察公共行政能否促進社會的整體效益和社會公平的進程。這種社會影響也反映在政府的責任(Responsibility)、回應(response)和代表性(Representation)方面，即考察政府是否提高了責任心，對公民的回應力，體現了政府對公民的代表性。

模型五：全面響應型的電子政務

這是一種后現代的公共行政方式，理論基礎是后現代公共行政的理念，是全面響應的公共服務。它與新公共行政理念可以說十分接近，所不同惟在體現后現代性特點的如個性化、全面響應等方面。因此，在模型中，我們只是把它當作新公共行政學派需求曲線的向下平移。

后現代公共行政的績效目標，第一個績效評估標準：公共行政的話語正當性。第一是“切合語境”標準。第二是對話參與標準。第三是意向性標準。話語分析非常強調個性化選擇的作用。第四是體驗標準。如果電子政務不能讓百姓獲得看得見摸得著的體驗，是不可能到位的。第五是倫理標準。第二個績效評估標準：意義融合標準。不能把以條條框框的分割為特征的組織結構的穩定絕對化，而要充分評估組織的自組織、自適應能力。第三個績效評估標準：分布式標準。電子政務規劃好，還是自發好?按照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答案應當是，在進入后現代階段之前，以樹狀模式為好;而進入后現代階段，則以根莖模式為好。

與之對應的電子政務，是全面響應的電子政務。第一，電子政務要以人為本。不光要服務于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而且要與人民群眾的具體利益、眼前利益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個性化的公共服務，為此必須充分發揮信息化先進生產力的帶動作用。第二，電子政務要突出創新。創新的最終方向在于從以規則和秩序為核心的傳統官僚制，向多元創新的方向發展;第三，電子政務要強調全面績效。要將現代科學意義上的效率，同信息化意義上的人文社會價值很好結合起來，尤其要在社會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向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地與人民群眾的幸福要求相吻合的方向改進，提高國民幸福指數，建立和諧社會。

我國當前電子政務建設的基本目標，其實是要在轉變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方式的過程中，建立起一種“雙棱柱型”的行政模式。第一重棱柱是實現農業組織方式向工業組織方式的過渡;第二重棱柱是實現工業組織方式向信息組織方式的過渡。這意味著，電子政務不是越先進越好，而是越適合越好。中國特色就體現在發展環境與發展模式的匹配關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