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力量不是鐵板一塊，要分為三個方面看。首先，行政首腦在代理人中，立場最接近委托人，他提出服務型政府的目標，可以成為電子政務的重要驅動力。但有沒有機構和人去落實是另一回事。其次，財政是推動行政自我變革的實際動力。從中外歷史上看，政府機構改革只有當財政動因出現時，才會快速啟動。因為行政自己改自己，總是被動的。財政作為一種決定力量，往往在赤字時是改革的動力，在盈余時是改革的阻力，具有雙重性。當前財政處于稅收迅猛增漲時期，不窮則不思變。其它目標雖然可以讓行政力量動起來，但都不具強制性。第三，官僚自身在“政治-行政”格局中，一旦形成有別于公仆本位的自身利益（即形成吳思所謂“官家”，包括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就會成為電子政務深化的阻力。用科幻的話說，可以發明“根本宗旨”回憶藥，讓公仆克服對“為人民服務”的每日每時的遺忘，但現實是七八年搞一次運動的藥方不行，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藥方，效力也有限。

假設某天行政系統真產生的自我變革的動力，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能不能將電子政務的“底坐”，從“樹煙囪”式的傳統行政生產方式，轉向流程式的現代行政生產方式，解決行政方式代差的問題。看來，我們現在不是沒有看到政務條塊分割的問題，而是認識不到還有另外一種行政生產方式（流程再造）可選，下不了決心實現行政現代化。表現為行政體制中，人們找不到進行流程再造的政令依據。沒有體制改革依據，電子政務所有轉變行政生產方式的努力，充其量只能稱為試驗，有機構推是如此，沒有機構推還是如此。這不是上下問題，是前后問題。但改革行政的真正決策權不在行政自身，而在政治對行政的安排。

政治力量會成為電子政務的主要動力嗎？

在“政治―行政”二分格局下，政治首腦會成為電子政務的主要動力嗎？政治首腦（比如各級一把手）與行政首腦面臨的壓力是不一樣的。安全壓力往往成為政治首腦推動電子政務的首因，在復雜條件下加快危機響應速度及時應對挑戰，在復雜條件下縮短“政治―行政”二者間的響應靈敏度，需要推進電子政務；其次是政治壓力，稅收多對行政部門可能有利無弊，但對政治家來說就不一定。政治家具有讓政府少花錢多辦事的內在驅動力。

如果選擇不超出行政體制的邊界進行電子政務改革，頂層的機會在于選擇在宗旨既定的前提下，讓行政體制如何更好地貼近、體現其根本宗旨。一種選擇是傳統工業化的路徑，以職能為核心設計電子政務，它不要求打破條塊分割體制，只是通過更有效地“樹煙囪”，可以在較少需要協調的領域，提高行政效率。但這種選擇的局限性，是只能解決效率問題，不能解決效能問題。另一種選擇是新的路徑，著眼于轉變行政生產方式以提高效能，在不觸及政治體制的情況下，進行政府流程再造式的電子政務改革，改變政務縱強橫弱的現狀。選擇這種路徑，內在地要求建立跨部門綜合協調的體制和機制，并要求相應的機構作為保障。

今天，無論是安全、軍民結合，還是跨部門產業融合（如三網融合、文化產業）等等，客觀上都要求建立跨部門協調體制。政治家需要把部門間扯皮，提高到象環境污染一樣的工業病的高度來認識和治理。真的從“新型”的工業化的角度，甚至信息化的角度來加以解決。

行政生產方式的轉變，事關執政能力。發展方式轉了，行政方式不轉，經濟與行政就不相適應。行政方式轉變的實質，是權力與智慧結合。未來是智慧地球，球藉取決于智慧。

行政力量是電子政務的主要動力嗎？

行政力量不是鐵板一塊，要分為三個方面看。首先，行政首腦在代理人中，立場最接近委托人，他提出服務型政府的目標，可以成為電子政務的重要驅動力。但有沒有機構和人去落實是另一回事。其次，財政是推動行政自我變革的實際動力。從中外歷史上看，政府機構改革只有當財政動因出現時，才會快速啟動。因為行政自己改自己，總是被動的。財政作為一種決定力量，往往在赤字時是改革的動力，在盈余時是改革的阻力，具有雙重性。當前財政處于稅收迅猛增漲時期，不窮則不思變。其它目標雖然可以讓行政力量動起來，但都不具強制性。第三，官僚自身在“政治-行政”格局中，一旦形成有別于公仆本位的自身利益（即形成吳思所謂“官家”，包括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就會成為電子政務深化的阻力。用科幻的話說，可以發明“根本宗旨”回憶藥，讓公仆克服對“為人民服務”的每日每時的遺忘，但現實是七八年搞一次運動的藥方不行，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藥方，效力也有限。

假設某天行政系統真產生的自我變革的動力，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能不能將電子政務的“底坐”，從“樹煙囪”式的傳統行政生產方式，轉向流程式的現代行政生產方式，解決行政方式代差的問題。看來，我們現在不是沒有看到政務條塊分割的問題，而是認識不到還有另外一種行政生產方式（流程再造）可選，下不了決心實現行政現代化。表現為行政體制中，人們找不到進行流程再造的政令依據。沒有體制改革依據，電子政務所有轉變行政生產方式的努力，充其量只能稱為試驗，有機構推是如此，沒有機構推還是如此。這不是上下問題，是前后問題。但改革行政的真正決策權不在行政自身，而在政治對行政的安排。

政治力量會成為電子政務的主要動力嗎？

在“政治―行政”二分格局下，政治首腦會成為電子政務的主要動力嗎？政治首腦（比如各級一把手）與行政首腦面臨的壓力是不一樣的。安全壓力往往成為政治首腦推動電子政務的首因，在復雜條件下加快危機響應速度及時應對挑戰，在復雜條件下縮短“政治―行政”二者間的響應靈敏度，需要推進電子政務；其次是政治壓力，稅收多對行政部門可能有利無弊，但對政治家來說就不一定。政治家具有讓政府少花錢多辦事的內在驅動力。

如果選擇不超出行政體制的邊界進行電子政務改革，頂層的機會在于選擇在宗旨既定的前提下，讓行政體制如何更好地貼近、體現其根本宗旨。一種選擇是傳統工業化的路徑，以職能為核心設計電子政務，它不要求打破條塊分割體制，只是通過更有效地“樹煙囪”，可以在較少需要協調的領域，提高行政效率。但這種選擇的局限性，是只能解決效率問題，不能解決效能問題。另一種選擇是新的路徑，著眼于轉變行政生產方式以提高效能，在不觸及政治體制的情況下，進行政府流程再造式的電子政務改革，改變政務縱強橫弱的現狀。選擇這種路徑，內在地要求建立跨部門綜合協調的體制和機制，并要求相應的機構作為保障。

今天，無論是安全、軍民結合，還是跨部門產業融合（如三網融合、文化產業）等等，客觀上都要求建立跨部門協調體制。政治家需要把部門間扯皮，提高到象環境污染一樣的工業病的高度來認識和治理。真的從“新型”的工業化的角度，甚至信息化的角度來加以解決。

行政生產方式的轉變，事關執政能力。發展方式轉了，行政方式不轉，經濟與行政就不相適應。行政方式轉變的實質，是權力與智慧結合。未來是智慧地球，球藉取決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