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以“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和“政府上網工程”啟動為標志，中國的電子政務建設開始受到重視。十年后的今天，電子政務的內外部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種應用項目、優秀案例層出不窮，政府信息化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但同時，一些困擾我國電子政務建設進一步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亟待解決。&nb我國電子政務建設在發展過程中面臨哪些主要問題？今后一段時期，影響我國電子政務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如何根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總要求規劃下一步的發展路徑？本文將圍繞上述話題，對中國電子政務今后的發展趨勢作展望。

中國電子政務建設存在的問題

中國電子政務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毋庸諱言，電子政務畢竟是一個新鮮事物，況且中國的政府管理體制與西方國家又有著很大的不同，政府信息化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模式可以照搬。因此，電子政務建設發展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問題，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1電子政務的頂層設計需進一步明確和規范

所謂“頂層設計”就是一個整體的規劃。電子政務是以信息技術手段對政府管理模式和傳統業務流程的“重塑”，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必然要求對網絡、信息、軟件、應用等方方面面作一個整體的、系統化的規劃設計。

特別是隨著近些年來政務信息化應用的不斷加深，原本孤立的信息系統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多，不同系統由于數據標準不同而導致的共享成本越來越大，這時，加強頂層設計的意義就尤為明顯。

但是，中國的政務信息化進行了這么多年，頂層設計在一些領域里仍不到位。例如，中國目前的電子政務網絡結構一般公認為是“三網”格局，但這“三網”究竟是哪“三網”，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理解，有些地方是指“涉密內網、辦公業務資源網和互聯網”，有些地方是指“專網、內網、外網”。對于“內網”、“外網”、“專網”的定義，它們的邊界究竟該如何確定等，這些問題國家也沒有給出統一的答案。

又如，“電子政務”的內涵包括什么？——在這么一個政務信息化的根本問題上，不同的地方政府理解也不盡相同。有些地方將除了行政機關以外的“黨委”、“人大”、“政協”部門的信息化另立一套，冠之以“電子黨務”、“電子人大”、“電子政協”，與行政部門的“電子政務”形成并駕齊驅之勢。

這種名稱上的差異不是簡單的概念取舍問題，其背后的問題是建設一種黨政一體化的網絡還是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等各個部門單獨建網絡，這將直接決定著這個地方今后電子政務具體應用開展的模式以及信息共享的程度，在這個問題上進行“頂層設計”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認為，除了中央層面比較特殊，政府和黨委系統在信息化建設時搞兩套系統還情有可原以外，從省一級以下，包括地級市、縣，絕對不能在信息化過程中搞兩套分立的系統，凡是搞兩套的，都有問題，都是一種結構性的浪費。

總之，頂層設計思想就是一個地方電子政務總體規劃的具體化。實施電子政務，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總是首先要做一個總體規劃。而我們在這一點上還比較欠缺，不少地方在缺乏充足的整體規劃的前提下就倉促上馬，導致項目實施過程中協調難度加大，建成以后也難以有效的實現互聯互通、信息共享，影響到電子政務效益的發揮。

電子政務歷來有“三分技術、七分管理”一說，目的是在強調管理體制對電子政務建設的重要性。與當前信息化發展的新形勢相比較，我國現行的電子政務管理體制中存在著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已嚴重影響到電子政務效益的發揮。

1.2.1中央層面的信息化推進機構設置還存在職能缺失和不夠完善的地方

一是缺乏一個日常化和常態化的協調機制來協調中央部門間、地區間、中央和地方間信息化建設。目前，跨部門、跨地區、中央和地方間的協調，主要依賴國家領導小組開會協調以及相關單位主要領導間的協調，不但成本較高，而且人為因素太大，領導小組閉會期間也沒有明確協調制度。

協調機制不完善，導致重復建設突出、資源共享困難。隨著信息化進入深化應用階段，資源整合任務日益繁重，建立常設協調機制的需求十分迫切。在一些先進國家，往往在最高決策層之下，設立常設的協調機制，例如美國的首席信息官（CIO）委員會，加拿大的首席信息官辦公室（CIOB），韓國的信息化促進委員會等。

二是信息化綜合管理職能過于分散。中央有關部門三定方案中有關信息化職責的表述過于籠統，容易導致職責不清、交叉重復、情況不明的現象。例如：我國電子政務累計的數以千億元的投入，沒有一個部門能夠說清楚具體的數字。

三是缺乏一個信息化的審計監督體系。由于沒有部門牽頭對信息化建設的審計監督，導致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決策之后，對于決策的貫徹執行情況，缺乏一種有效的、連貫的監督檢查，影響了電子政務項目的實施效益。目前，對我國電子政務資金投入產出效果和績效評估基本處于空白，很多項目的最終實施效果與預想相差甚遠。

1.2.2在地方層面，電子政務管理體制也不能完全滿足發展的需求

同中央層面一樣，在地方層面，也存在決策體系相對完善，而協調和管理體系相對較弱的現象，信息化協調和管理機構設置五花八門，缺乏基本規范，存在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文件下發，難以找到合適的執行主體的現象。地方政府之間，由于管理機構隸屬不同、職權不同而發生的工作無法有效銜接、文件發放找不到對口部門現象層出不窮。

而且機構設置層級普遍過低。有的信息化管理職能比中央層面更加分散，例如，在很多地方，信息產品制造業、軟件業、通信業歸屬不同的部門管理。同時，各地信息化推進機構，普遍存在信息化人員編制不足，難以應對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務的狀況。

1.2.3在中央和地方的建設統籌方面，關系還沒有完全理順

一是中央對地方信息化的指導和統籌力度不足。由于在中央層面缺乏一個信息化綜合管理部門，中央各部門對地方信息化的要求直接傳達給地方政府，這些部門對于地方而言，都是國家級管理機構，面對一項具體工作，多頭推進、多方管理的狀況時有發生，應該接受哪個部門的直接領導，地方也無所適從，特別需要一個對地方政府信息化進行歸口管理的部門。

二是中央部門和地方在信息化管理的事權劃分方面，還存在不清晰、不規范、不合理的地方。中央部門的系統和網絡的強勢地位，導致信息化建設縱強橫弱，地方信息化建設統籌困難。現在很多中央部門——不但是中央垂管部門，而且越來越多非垂管部門也開始把信息系統直接延伸到基層，這些系統和網絡延伸到地方后造成嚴重的重復建設、資源浪費。另外，這些信息終端疊加在一起延伸到地方后，如何與地方規劃一致、與地方信息共享、與當地網絡銜接，缺乏明確規范。

1.2.4電子政務建設統籌不足后果嚴重，亟待加強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電子政務一直是我國信息化投資熱點，中央和地方投入巨大。據有關機構調查顯示，2005年，中國政府IT總投入達到477億元，保持了16.9%的增長，2006年總投資額達到530億元以上。

但由于我國電子政務建設從規劃、預算、審批到評估，尚未形成一個完整的機制；沒有一個部門能夠牽頭對電子政務項目進行全方位的需求審查、技術審查、建設監督、運營評價；發展改革部門只按傳統建設項目對電子政務進行立項審批，對技術是否滿足需求等深入內容無法有效審查，導致超需求重金購買貴重設備、不斷地報廢舊設備上新設備、不愿集中共享建設而追求獨立體系等現象存在，造成巨大浪費。據國家審計署《2006年第5號（總第17號）42個部門單位2005年度預算執行審計結果公告》顯示，7個部門存在明顯的信息化資金使用不當情況，存在一個項目數千萬資金超額申報或用途不明的現象。

加強對電子政務建設的統籌，遏制電子政務建設中非常嚴重的重復浪費現象，必須擺在我國信息化建設當務之急的位置上。必須明確牽頭部門，完善工作機制，建立健全電子政務規劃、預算、審批、評估的完整體系，對部門的電子政務建設進行全方位的審查。

隨著信息技術在社會各個領域的深入應用和我國“服務型政府”戰略目標的提出，信息技術與政府公共服務的融合已成為一種必然的歷史趨勢。黨的十七大報告也指出，“健全政府職責體系，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推行電子政務，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在這里，“電子政務”是作為加快推進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一條重要途徑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就目前我國各地電子政務的應用情況來看，“服務”卻還沒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信息化建設》雜志在2008年曾對中國大陸29個省的180位信息化主管進行了一次電子政務發展狀況的問卷調查——《2008中國電子政務發展現狀大型問卷調查》，在被問及“電子政務對部門效益提升的表現”時，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提高資源共享”、“提高工作效率”和“促進組織內部信息溝通”，“提高公共服務能力”位居第四。這表明，當前我國電子政務的效益體現還是在于提高政府內部的辦公效率而不是對外公共服務水平。

“重管理、輕服務”可能跟長期以來我國的政府角色定位有關—&mdas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的政府部門一直以“管制型政府”的形式存在，政府的“管制”職能遠遠強于“服務”職能。在這種背景下，在我國政務信息化開始的早期，也一直強調信息化對于政府管理和內部辦公的重要性。

1.4電子政務的法治環境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作為信息技術與行政管理的結合，電子政務是一個新興的領域，許多工作都是具有探索性和創新性的。在探索進行到一定程度，或者說電子政務的某些應用日趨成熟以后，就需要通過制定法律法規或者標準等手段將現有的模式“固化”下來。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是保證電子政務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前提。

近年來，我國相繼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法律法規，對政府信息化的網上許可、身份認定、信息公開等領域做了不同程度的法律界定，大大提高了相關領域的應用開展。

但是從整體來看，我國的電子政務法治化進程還是遠遠落后于實踐。無論是管理層面的電子政務機構設置、三定規劃、編制安排，還是技術層面的電子文件如何存檔、可上網公開信息的范圍界定、網上辦事的流程、電子水印等問題，都缺乏明確的法律層面的說明，導致實踐工作舉步維艱。

在《信息化建設》雜志所做的《2008中國電子政務發展現狀大型問卷調查》中，設計了一道開放式問題——讓受訪者判斷中國電子政務的“人治因素”和“法治因素”在總數為100的權重中各自占的比例，以此來監測目前中國電子政務的法制環境。從反饋的情況來看不太樂觀：人治因素的比例高達“71.25”，而法治因素僅占“28.75”。這一數值反映出我國的電子政務法律法規建設目前還不完善，人為因素對電子政務的干擾太多。

電子政務并不完全排斥“人治因素”，甚至在某些時刻，領導的親力親為或者組織協調能對電子政務項目的順利開展能起到其他因素所起不到的作用。但是“人治”因素應該有一個限度，必須在“法治”的框架下活動。如果電子政務過多地依賴“人治”，完成蛻化為領導“一言堂”則并不是好事。因為這樣，領導的個人因素完全左右了電子政務建設的全局，如有失誤將會帶來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而且過度依賴“人治”，人員的更迭、崗位的輪換，都會嚴重影響到電子政務項目的持續性。

2中國電子政務的未來趨勢與發展展望

今天電子政務的發展環境與十年前相比可謂是有了質的飛躍。

十年前“電子政務”還主要是專家學者們頻用的一個學術性詞匯，而如今它已經深入人心，甚至被寫進了“十七大”報告；

十年前政府網站剛剛出現，而截至2008年底，全國政府域名（gov.cn）下的網站發展到30913個，100%的省級政府和國務院組成部門、98.5%的地市級政府，以及初步統計超過85%的縣區級政府已經建立了政府網站；

十年前中國的互聯網剛剛起步，網民數量很少，而如今中國取得了“網絡規模世界第一、寬帶規模世界第二、上網人數世界第一”三項驕人的成績。以互聯網普及率為例，目前，中國的互聯網已經超過世界平均22%的普及率，中國利用互聯網的人數已經達到3.38億人（截至2009年6月），穩居世界第一。

十年前關于電子政務的立法還是一片空白，而如今我們已經擁有了《電子簽名法》、《行政許可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一大批與之相關的法律法規。

雖然2008年，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不期而遇，對我們經濟造成了不小的影響。但總體來看，我們仍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持樂觀態度，對中國電子政務的發展前景也充滿了信心。現在需要引起我們重視的，是究竟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影響我國電子政務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中國電子政務將呈現出哪些特點和發展趨勢？下面，本文就這兩個問題略加分析。

2.1影響我國電子政務發展的主要因素

綜合中國電子政務建設的歷史軌跡和發展現狀，我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對政務信息化重要性必要性認識的普遍提高和信息技術自身的不斷完善，以往影響我國電子政務發展的資金、認識、技術等問題將逐漸退居次席，而一些體制上的深層次的問題將取而代之成為影響電子政務的重要因素。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國的電子政務主要受到以下兩個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二是公民社會的逐漸成熟。

2.1.1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對電子政務的影響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與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套的改革措施，自從1978年中國正式推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稍顯滯后，但一直沒有停止過。1982年以來，已歷經六次較大規模的機構改革，特別是2008年，中國大部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一些職能相近的部門被合并成立“大部委”。如原信息產業部、國防科工委、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三個部門合并成立了工業和信息化部，人事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合并成立了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等。這次改革，對我國電子政務建設將產生重大影響。

影響首先表現在新成立的“大部委”面臨著內部信息系統的整合。例如，新組建的“交通運輸部”在原來交通部的基礎上把國家民航總局整合進來了，交通部原有一些信息系統，而原來民航總局內部也有很多應用系統，實施大部制以后，首當其沖便面臨如何整合這兩個部門的舊有系統的問題。

其次，大部委制改革取消了原“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成立了工業和信息化部統領全國信息化建設，這是我國信息化管理機制體制的一種全新模式。按照大部委制的架構，在“決策、協調、管理、執行、審計、咨詢”等六個層面不斷健全，將成為今后強化我國電子政務領導體制機制的一項重要任務。同時，隨著各地方政府相應地調整機構設置，如何將工信部的信息化管理職能與地方相關部門對接，建成一套從上到下、政令貫通的業務指導關系，也將成為大部制改革以后我國電子政務建設亟待破解的課題。

2009年，地方政府的行政體制改革才剛剛開始，行政體制改革對電子政務的影響將進一步顯現。例如，現在各級地方政府都在按照中央大部制改革的思路重新調整機構設置——上海市重新設置為市級45個機構，河北省重新設置為省級40個機構。幾乎絕大多數地方的機構改革，都涉及到了與信息化相關的部門。如何在改革過程中強化地方政府的信息化管理力度，整合各部門資源防止“政出多門”，這些都是在改革過程中需要謹慎對待的。

除了大部制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對電子政務的影響還有一個關鍵的切入點——省縣直轄。省縣直轄一直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一個探索方向，在海南、浙江、江蘇等一些地方已經進行了一些試點。實踐表明，省縣直轄能有效地降低縣（縣級市）的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發展縣域經濟。而強縣擴權、省縣直轄，對電子政務的影響也將非常大，因為現在一些地方的電子政務網絡機構、數據存儲采用的是“市縣集成”模式——把電子政務網絡的主結點或主服務器、存儲器放在地級市，縣級市只是一個接入單位。隨著省縣直轄的開始，這種網絡結構、存儲結構就面臨調整。還有需要調整的是縣級政府電子政務的具體內容，在“省——地——縣”三級模式下，一些管理、服務職能集中在市一級，而一旦省縣直轄，這些職能就要“下放”給縣，縣級政府電子政務建設的內涵就需要重新梳理和有所增加。

隨著我國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政治民主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社會公眾的參政意識、公民意識、民主意識也在不斷增強，一個公民社會的雛形正在逐步形成之中。這對電子政務產生的影響首先表現為“網絡民意”的興起。

網絡民意（也稱“網絡輿論”）是隨著近年來我國互聯網的逐步普及和網民公民意識的增強而出現的一種新生事務，具體表現為通過互聯網對政府的行為進行監督，對政府的決策進行評論，對一些不良行為進行揭露和批判。雖然網絡民意出現的時間短，但是隨著我國網民人數的急劇增加，網絡民意對政府的“壓力”正變得越來越大。

網絡民意的產生，迫使政府在決策時要更加謹慎，對自己的形象要更加珍惜。2009年初的“王帥事件”便是一則政府錯誤應對網絡民意的典型事例，當事政府部門陷入非常被動的地位，兩度作出公開檢討。一個對人民負責、善于學習的政府，必須善于正確地處理應對網絡民意。要增加與網民的交流，善于通過網絡手段掌握輿情動態，盡早發現問題、化解矛盾。

網絡民意的產生，也對電子政務的內容、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戰。因為隨著老百姓公民意識的覺醒，他們對政府的要求也變得越來越高，他們希望政府能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也希望政府決策更加透明、信息更加公開。在這些壓力的驅使下，電子政務建設將更加注重公共服務，政府與公眾的網上互動將更加頻繁。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頒布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更將變得常態化。

2.2電子政務發展趨勢

基于對中國電子政務發展歷程的回顧和當前影響我國電子政務發展的因素分析，我認為，今后一段時間，我國電子政務將總體呈現出以下趨勢：

2.2.1以“公共服務”為指導方針，不斷深化應用

從電子政務發展的大環境來說，2004年中國政府正式提出要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戰略目標。在這之后，電子政務的“公共服務”功能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到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正式明確了這一點——“健全政府職責體系，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推行電子政務，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公民意識的覺醒和公民社會的形成，也對強化電子政務的公共服務職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從電子政務自身發展的特點來說，我國電子政務的大規模建設階段已經結束，我國的寬帶網規模、網民總數等指標均已居世界前列。下一步的工作重心便是如何進一步深化應用，由“量”的擴張轉變為“質”的提高。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更是凸顯了在現有規模基礎上，深化應用、挖掘潛力的必要性。

因此，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的下一步工作重心，是在現有規模的基礎之上，以“公共服務”為指導方針，不斷深化應用。

具體來說，我認為應該著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大力加強政府網站的服務功能

政府網站代表著一級政府的形象，而且具有“實時性”、“交互性”、“超越地理界限”等傳統行政手段所不具備的優點，是信息時代中實現信息公開、政民互動、公共服務的重要途徑。

但是，目前我國的政府網站離“服務型政府”的目標還有較大差距，具體表現為：信息公開不充分，還沒有真正貫徹“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的原則；以網站為平臺組織的政民互動交流數量偏少，而且不固定、沒有形成常例；基于政府網站提供的公共服務數量偏少，信息化程度有限，大多只是集中在單個部門的簡單業務辦理，包括表單下載、過程信息查詢等，還未能有效地集成多個部門的流程，實現“一站式”服務。

強化政府網站的服務功能。需牢牢樹立網站的“服務”定位，根據大部制改革、省縣直管等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要求重新梳理服務流程，在此基礎上整合后臺應用，統一對外服務平臺，打造一個協同高效的“服務型政府網站”。

（2）基層政府應大力發展基于互聯網的電子政務

以公共服務為指導，大力深化應用的另一個切入點，是基層政府部門要注意限制“專網”、“內網”的發展，而將主要精力放在發展基于互聯網的應用上來。

2002年中辦、國辦下發的《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關于我國電子政務建設指導意見》中確立了我國電子政務“專網”、“內網”和“外網”三網并立模式，至今為止這一模式一直是國家級電子政務網絡結構，也成為很多地方政府開展電子政務的主要參照模式。但這一模式只是規定到47個副省級以上的單位，對地級市、區縣級政府的網絡結構應該如何建設沒有作統一規定。

“三網模式”的優點是安全性好，缺點是投入比較大，維護成本高。相對而言這種模式比較適合主要擔負“宏觀調控”、“經濟監管”職能的省級以上政府部門，而對于主要擔負“公共服務”職能、平時處理的涉密信息量非常有限的地級市以下政府來說有些“浪費”。

因此，建議“三網模式”可以在副省級以上的政府部門中保留，而地級市以下的政府部門由于其“涉密信息”量很少，服務職能比重很大，可以鼓勵他們直接依托互聯網上建“辦公業務資源網”，開發基于互聯網的公共服務項目，以節約社會成本。

2.2.2適應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需要，不斷完善電子政務的管理體制機制

電子政務“七分管理、三分電子”，管理體制問題一直是電子政務發展的痼疾。自從國家實行大部制改革以來，這個課題又面臨新的影響因素。

一個健全、完善的電子政務管理體制可以分為“咨詢、決策、協調、管理、執行、監督”六個環節，這六個環節必須環環相扣、缺一不可，成為一個相互聯系的閉環。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科學、有效的電子政務管理體制。相對而言，中央及省級政府部門考慮前三個環節多一點，地級市以下的政府部門考慮后三個環節多一點。

總體來看，在電子政務的管理機構職能定位、編制安排等，需要中央作出一些統一的規劃。而地方政府在統一的框架下又需保留一定的調整自由度，對電子政務建設的管理、執行和監督出臺一些具體的制度規范。

另外，中央信息化主管部門可以考慮根據我國電子政務形勢需要，適時推出一些類似“電子政務試點示范工程”一樣的項目試點，以項目促應用，以試點帶整體。

2.2.3加強電子政務的法治環境建設

自從電子政務在我國興起以來，這一領域的法制化工作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2002年中辦、國辦下發的《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關于我國電子政務建設指導意見》（中辦發17號文件），正式將“政府先行，帶動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信息化”正式確立為我國信息化建設的發展戰略。2004年8月28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堪稱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信息化法律。另外，2004年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2008年5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都有涉及電子政務的部分。

但是，與電子政務快速發展的實踐相比，我國的電子政務法制化進行還明顯滯后。尤其在2008年國家實行大部制改革，2009年地方政府也紛紛開展相應的政府機構調整的大背景下，有關電子政務的管理機構、管理職能，亟需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加以確認。

另外，國家政務網絡的界定、政務信息公開的范圍、保密和非保密政府信息的界定、政府電子文件的存檔管理、政府電子文件的法律效率力、政府信息主管（政府CIO）的角色定位、政務信息資源交換目錄體系……，對這些問題的說明，都有必要盡快的用法律法規的形式加以固化。

電子政務是“新公共管理”浪潮和第三次技術革命相融合的結晶，對于正處在不斷變革中的中國政府而言，電子政務建設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使命，是決定著政府部門內部工作效率和對外服務水平的關鍵，決定著“服務型政府”的目標能否順利實現，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做好電子政務工作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國家、地方兩個層面的緊密配合，也需要社會大環境、公民意識、企業參與等諸多因素的大力支持。

目前我們國家電子政務建設水平和外部環境與十年前相比有了質的飛躍，無論數量還是規模都今非昔比，但越是如此，越需要我們更加慎重，因為政府信息化的每一筆投入，都來自于公共財政，每一個項目的成敗，都直接影響到政府的辦公效率和公共服務水平。

（本文由吳倚天博士根據訪談整理，已經作者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