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網北京10月19日電 聚焦“奮進新征程 建功新時代——中宏觀察家暢談黨的二十大精神學習體會與大勢前瞻”主題,中宏論壇第二十九場研討會于10月19日下午在京召開。國家高端智庫,中國產業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副院長劉大成應邀出席論壇并作主題發言。

 以下是劉大成發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第四部分明確提出“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第五部分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第十一部分提出“確保糧食、能源資源、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都是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與安全提到了極其重要的地位,未來應從四個方面作出更精準的判斷和統籌規劃。

 一、堅持問題導向,警惕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堅持問題導向”。隨著發達國家“逆全球化”思潮的泛起、俄烏沖突到俄烏戰爭的升級、以及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及不同模式防控措施沖突,包括臺海局勢經歷的新一輪緊張趨勢考驗,世界開啟了越來越為動蕩的世紀大變局模式。

 盡管中國確定了兩個百年發展的宏大目標,希望通過“和平崛起”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政治差異和文化沖突讓習慣傳統大國爭霸思維的發達國家與全球政經影響日益提升的中國產生了發展中的資源沖突,特別是信奉單邊主義的美國,近十年日益加劇對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圍追堵截程度,使得中國外部政經環境日趨惡化,未來可能遭遇的挑戰不確定性越來越強。

 中國畢竟還屬于發展中國家,剛剛解決全面脫貧問題,經濟發展既不均勻也不平衡,科學理論體系還不成熟,工程技術水平還處于應用發展階段,金融服務工具還受制于海外金融寡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僅處于初級階段,加上美國及其盟友處于冷戰思維而不時給出的干擾,中國的發展戰略必然存在階段性,也更需要堅持問題導向,來維護國家安全和生活穩定,來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質量發展。

 審時度勢,未來中國發展盡管面臨著一定的軍事威脅,但最大可能的威脅則大概率來自于經濟領域,尤其是針對“中國制造”、創新科技和數字技術應用,而其主要手段則必然體現在削弱中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上。

 1、從自身發展出發提出的柔性供應鏈、短供應鏈和區域供應鏈

 2012年1月25日,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珍妮特在瑞士達沃斯會議上拋出《全球供應鏈安全國家戰略》白皮書,提出了“柔性供應鏈”的概念,兩個目標分別是維護美國全球供應鏈安全且有效率,保證其制造業、國防工業和高技術產業全球供應鏈體系的系統彈性;2019年9月,當起步于2006年“四邊(QUAD)機制”(也稱菱形同盟)升級為紐約外長級會議時,提出了以提升供應鏈韌性體系的“短供應鏈”(不包含后續由此演化的“近岸供應鏈”內涵),目標還主要是防范產業空心化和產業鏈供應鏈斷鏈風險,并從高效率和經濟安全角度入手;2020年由新冠疫情導致了歐洲包括醫療用品供應鏈和基本生活物資供應鏈等供應鏈的斷鏈,促使歐盟理事會提出加強關鍵物資本地化和區域化的“區域供應鏈”,目標是防范關鍵物資供應鏈斷鏈風險。

 2、從遏制中國發展出發提出的近岸供應鏈、友岸供應鏈

 從2018年開始,特朗普政府開始加大了對華在產業鏈供應鏈“全面脫鉤”的力度,在政治上分別通過了涉臺、涉港、涉疆、涉藏等不同法案,提出了“亞太穩定計劃”“印-太戰略”等戰略;經濟上則施以極限貿易爭端、關稅戰。但許多國家面向美中各自優勢無法選邊站隊,也導致了其“全面脫鉤”政策的失敗。

 拜登政府針對中國則推出了更為明智的“選擇性脫鉤”模式。2020年7月生效的《美加墨協定》(USMCA)本身就促進了北美區域一體化,通過極高的原產地標準將全球價值鏈割裂,形成穩定的區域供應鏈;在此基礎上,2021年4月,美國眾議院議員馬克·格林還提出了《西半球近岸外包法案》,利用對中國征收的關稅,為把工廠從中國遷往拉丁美洲的公司提供低息貸款,由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管理;2021年4月,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又提出了“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給予進一步經濟政策支持;2021年12月,美國舉辦首屆所謂“民主峰會”;2022年5月12日,美國舉辦“美國-東盟特別峰會”;2022年5月17日布魯塞爾經濟論壇,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再次拋出“友岸外包”,將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剝離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做為主要目標;2022年5月23日東京召開的14國印太經濟框架(IPEF),其四大關鍵支柱覆蓋了互聯互通的貿易、供應鏈韌性、清潔能源和反腐敗,目標遙指與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選擇性脫鉤”。

 特別是美國今年來主導的“芯片四方聯盟”和2022年8月9日拜登簽署的《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則是在高端芯片、科技創新和軍事工業等明確其聯合盟友脫離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體系。

 3、技術進步帶來的產業鏈供應鏈“逆全球化”風險

 1956-1965年標準集裝箱及多式聯運體系的應用極大地降低了全球物流成本,海運主運貨船從5000噸逐步提升到5萬噸、10萬噸、20萬噸、30萬噸直至40萬噸,極大推進了制造業全球布局,也讓亞洲四小龍經濟崛起;加之1991年前蘇聯解體,美國作為單邊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一體化形成了如今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但是受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等通過能力影響,海運進一步降低費效比的概率很低。而隨著數字化時代,新一代數據、算力和算法支撐的感知、傳輸、決策和執行各階段產生了革命性的約束,一旦生產端技術進步如機器人等遠高于物流業的技術進步時,制造業全球化進程必然會被削弱,導致制造業“逆全球化”而破壞中國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

 二、堅持市場經濟體制,警惕“逆全球化”思潮

 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主要包括“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等。過去中國的經濟發展最大得益于制造業全球化、市場全球化和經濟全球化,未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依然依靠經濟全球化。不能隨著發達國家底層百姓因失去崗位和收入降低而形成的“逆全球化”思潮而動,不應該錯失中國中低端制造與發達國家資本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高效融合機會。

 1、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決定性作用

 商品和產業迭代必須面向市場,依賴市場。短期出現的市場失靈需要有為政府有形之手來實施調控,但長期必然會遵循市場規律。

 英國議會為保護馬車行業而在1865年的《紅旗法案》(機動車法案)使得英國失去了汽車工業的發展機會;美國1920年為保護美國遠洋運輸企業的《瓊斯法案》(海運商業法案)讓美國遠洋運輸失去了崛起機會;蘇聯時期因晶體管比電子管更不適應航天技術要求而失去電子行業、計算機行業和芯片行業競爭機遇。歷史經驗證明了短期見效的計劃體制難以在更長的經濟運行周期內滿足日益提高且可變的市場需求,中國同樣在發展歷史中嘗到了這樣的苦頭,好在中國共產黨人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及時自我糾錯,從而很快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2、要充分理解消費在經濟發展中日益增強的基礎性作用

 隨著生產能力的持續提升,從供不應求到供需匹配再到供過于求的轉化速度極快,1993年剛剛取消全國糧票,標志出城市人口解決了溫飽問題,但1996年中國就出現了嚴重產能過剩,全國平均設備利用率僅有50%,中國制造能力遠超過中國消費能力;2001年末剛剛進入WTO,2006年中國進出口貿易額就超過當年GDP的64%,但僅到了2008年中國就推出了4萬億元計劃,中國制造能力超過了全球消費能力。

 而今,全球性供遠大于求,必然使得消費者越來越具有話語權。

 首先要解決“全面面向消費者”,著力擴展消費。要了解消費者、理解消費者、面向消費者和服務消費者。即便是面對國內消費,也要清楚地了解中國消費者處于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少數的富有者和中產階級,全球億萬富翁最多的城市十之有六在中國,他們也構建了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另一方面則是絕大多數的底層收入者,9.64億人還處于月工資2000元以下,他們需要就業崗位保障和基本民生保障,拼多多和極兔的興起就成就于他們,這也是拉動內需的潛在基礎。

 其次是逐步擴大個人總收入和持續降低個人稅收。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在不同統計口徑中,可以看到中國人均總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為22%,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為42-45%左右;對比看,美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為65%,英國則為70%以上。

 3、要科學推進國內統一大市場,警惕行業壟斷和計劃體制思維

 國內統一大市場的目標首要是打破地方保護。1984年莫干山會議上為提高國企生產積極性、基層員工勞動積極性而提出了價格雙軌制;1992年又為了提高市場配置效率、維護市場公平而回歸到價格單軌制。同樣在過去經濟高速增長、追尋規模效率時,通過對地方賦權和GDP考核而實現了量的增長;現在一方面經濟面臨高質量發展考驗,另一方面大規模的鐵公基體系拉近了各地生產和物流成本,需要破除地方保護主義才能保住高質量發展。

 其次,要合理利用全球市場經濟機制。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使得中國經濟成為全球第二大國,中國制造排名全球第一,而中國消費位居第二。而在全球化市場中,中國具有成本優勢、規模優勢、組織優勢和網絡優勢。面向未來“全面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市場競爭時,中國有兩大優勢,一是產業集群,在面對日益變化的消費需求時可以具有靈活掉頭和規模效應、網絡效應和范圍效應;二是堅實的鐵公基體系基礎與完備的重化工體系,使得中低端制造業競爭國家如東盟近中期都難以離開中國,拜登政府針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選擇性脫鉤”并不容易。

 第三,要有效利用從信息化、網絡化到數字化時代的技術、模式和經營范式的躍升,利用市場機制提升供需精準匹配能力,減少單位GDP資源消耗。特別是構建產業鏈供應鏈知識圖譜/政策圖譜等,有效提升貿易渠道,實現區域產業間要素稟賦流動和區域產業內要素稟賦流動。

 三、從地緣政治和全球經濟兩方面入手,構建發展新格局

 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破解外部環境約束和內部經濟低中速增長乏力等問題時,改革、開放、“雙循環”成為近中期發展的主方向。

 1、有效拓展競合組織的經濟邊界

 基于地緣政治上的聯盟是手段,拓寬中國可持續發展空間才是目標。

 上海合作組織更多應該是基于地緣政治上的國家政府同盟,但其中的經濟領域合作依然非常重要,其經濟總量達到20萬億美元,中國“一帶一路”的主體部分基本上覆蓋上海合作組織成員。特別是在能源和資源進口方面,中國有很大程度上可以依賴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及包括中東許多國家在內的新對話伙伴成員國。

 中非合作論壇起源于“南南合作”,成員國遍及非洲53個國家和非洲聯盟委員會,投資非洲并構建未來中非間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對于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至為重要。美國在1929年大蕭條后將資本、技術和裝備等過剩生產能力全盤轉移至蘇聯,在二戰勝利后通過“馬歇爾計劃”扶持歐洲重建來構建全球市場從根本上支撐了美國經濟和地緣政治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由東盟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對未來中國發展目前是中國最重要的區域經濟性聯盟,RCEP經濟總量高達25.6萬億美元,東盟與中國的貿易額按跨國組織排名已經超過歐盟位列中國進出口首位,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區位優勢、產業互補優勢和產業鏈供應鏈優勢均使得中國在RCEP上有更大更多著力點。已經建成的中老鐵路、中緬油氣管道、緬甸姣漂港以及未來中國-東盟通道建設、中緬鐵路將推動中國-東盟間及RCEP可持續發展。特別是中國完整且性價比極高的重化工體系和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將有效對抗和削弱拜登政府刻意推進的產業鏈供應鏈“選擇性脫鉤”。

 值得一提的還有根植于“一帶一路”基礎上的“草原之路”將蒙古焦煤、銅礦等資源與中國制造相連接,擴寬中蒙間的經濟發展空間。

 2、推動央企國企做強,激勵民營企業創新,合力推動“雙循環”

 二十大報告中再次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目的之一就是“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對于其對產業鏈供應鏈強鏈補鏈的主體作用應該由央企國企出海保障能源資源供給,由民營企業創新突破維系全球市場。

 八十年代日本因汽車電子全面超過美國而遭到里根政府的全面打壓,其中的廣場協議中強迫日元升值后,日本政府利用六大財團向全球化布局投資,保障了日本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及高端技術的當下地位。央企國企先天具有國家信譽背書和資源壟斷地位,具有強渠道低成本的融資能力和低市場風險能力,在全球市場競爭中具有獨特優勢,應在具有強計劃性和強壟斷性的國際能源、資源和物流通道等方面的獲取和供應鏈安全保障上施力。

 國內中小型企業對現在中國社會經濟貢獻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民營企業先天具有企業家創新精神和產品/服務或經營范式的創新能力,也更容易與全球市場經濟接軌。民營企業的核心要素稟賦是民營企業家,而民營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依賴于企業家對市場的信心。二十大報告強調的“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扎實推進依法行政”和“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等都是對民營企業家和民營經濟的最大激勵。也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不懈動力。

 創新主要依賴民營企業,這也是二十大報告中“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堅實基礎和推動力。“卡脖子”技術和項目可以更多通過全球市場準則而更容易得到破解。

 3、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構建數字化產業鏈供應鏈新生態

 二十大報告提出“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從信息化到網絡化,再到數字化是一個生產率迭代提升且完全不可逆的過程,更是一個在市場角度衡量的從規模效應到網絡效應再到范圍效應的收益和利潤同時遞增而成本極速下降的過程。

 從數據到大數據的替代形成了數字化時代的新生產資料,而超級算力開始形成數字化時代的新生產力,高速發展的非有機算法則融合甚至替代有機算法而形成數字化時代的新生產關系,三個“新”的循環迭代則帶來了以新數據與新算力、新算法融合而成的新運營范式。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和貨運貿易總量國家,也是第二大消費量國家,必然誕生海量數據,從而更容易訓練出更好的算法和需求更快的算力。三者迭代融合形成的數字化時代新運營范式將有效推進數據的非競爭效用、數據的異步場景變現、數據時變效用可變,以及因位居網絡連接核心點的存在屬性。因此中國有計劃也有條件形成數字化時代新發展格局。

 四、從供需上下游和橫截面產業生態入手,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

 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等論點,主體在于“確保糧食、能源資源、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等。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制造”的中低端商品以摧枯拉朽般的組織優勢、成本優勢和規模優勢占據了全球制造業之首,中國制造的中低端產品已成為全球相關罅隙市場的公共品,但產品原材料的供給卻嚴重受制于全球廣布的初始能源、核心原材料、糧食和高精尖技術的約束,考慮到“中國制造”的強大比較優勢,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強鏈補鏈更應從供給韌性和安全、物流韌性和安全、以及全球消費者采購安全入手。

 1、提升供給側產業鏈供應鏈柔性、韌性和安全

 2021年中國進口額排名依次分別為集成電路/芯片(2.7935萬億元)、原油(1.6618萬億元)、鐵礦石及其精礦(1.1943萬億元)、初始塑料(3950億元)、天然氣(3601億元)、汽車包括底盤(3489億元)、大豆(3459億元)、未鍛軋銅及銅材(3387億元)、煤及褐煤(2319億元)和紙漿(1296億元),其他還包括鋼材、成品油、食用植物油等。

 除芯片受制于美歐日韓以及臺灣地區,其他主體以能源、資源和糧食為主。

 中國能源主要包括原油和天然氣,其中原油主要依賴于中東(沙特、伊拉克、阿曼、阿聯酋、科威特)、俄羅斯、巴西和馬來西亞等國,對外依存度達72%;天然氣則主要依賴澳大利亞、美國、中東(卡塔爾、阿曼)、印尼、俄羅斯和非洲等國,對外依存度達45.52%。

 資源則主要包括鐵礦砂、銅、煤炭和糧食。其中鐵礦砂主要依賴澳大利亞、巴西、南非、印度和烏克蘭,對外依存度為76.2%;銅則依賴南美的智利、秘魯、墨西哥以及亞洲的蒙古和哈薩克斯坦,對外依存度超過75%;煤炭更多聚焦于焦煤,主要是蒙古、印尼、俄羅斯、美國和加拿大等,對外依存度僅有7.3%;大豆則主要來自于巴西、美國、阿根廷、俄羅斯和烏拉圭,對外依存度達85.5%。

 除去近期最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風險的國家如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能源和資源供給的絕大多數國家更多在“選擇性脫鉤”中不選擇選邊站隊,中國應從市場角度出發與這些供給國家保持更長期的經濟合作關系。

 2、提升全球貿易物流的柔性、韌性和安全

 盡管中國進出口貿易額已經是全球第一,但是支撐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全球貿易型和生產型物流并不是由中國物流為主保障的。

 遠洋(海洋)運輸是中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最大物流承載模式,但是中國遠洋海運不僅僅受到包括第一島鏈、馬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等軍事力量控制,即便是以全球市場經濟角度看待,也會發現在遠洋海運中,中國企業僅占12%略超的市場份額;而在遠洋海運貨代,中國企業也僅占10%左右。現有海運市場競爭激烈且瓜分嚴重,從現有存量市場份額中火中取栗難度相當之大,但是依托國家力量和央企國企能力開拓新增量市場則是可以作為產業鏈供應鏈強鏈補鏈的最大可能。一是可以從緬甸姣漂港入手,穩步推進中緬鐵路與姣漂港形成海鐵多式聯運,從而越過第一島鏈威脅;二是與俄羅斯加強合作,在吉林琿春開展與俄羅斯扎魯比諾港“借港出海”多式聯運及北冰洋北極東北黃金海道的共同開發,從而將中歐遠洋海運的運距縮短1/3,從而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鐵路貨運任重而道遠,面向集裝箱白貨的中歐班列發展迅猛,但是依然受制于“寬準軌換裝”、單向重箱及歐洲鐵路標準等因素,歐洲更存在鐵路發展瓶頸等。但是,隨著中老鐵路、中國-東盟鐵路以及中歐班列南線開發等項目落地和新項目啟動,統一準軌及海關協同將成為促進歐亞大陸間物流效率的最核心要素。

 由于疫情防控使得中歐班列受阻,但也隨之推動了中歐公路貨運班列的興起和興盛,特別是歐洲公路貨運標準及其協會如WIFFA和TIR在中國的落地推廣,使得中國公路貨運與歐洲、東盟的無縫連接更加舒暢。更引人矚目的是隨著數字化時代的迭代,公路貨車的自動駕駛已經與現實物流越來越近,這些都將極其有效地促進物流業保障體系的完善與費效比的降低。

 3、提升全球市場需求的安全供給能力

 要想讓全球市場未來持續接受“中國制造”,中國需要提升服務全球市場需要的供給水平和安全供給能力,消除發達國家“區域供應鏈”的需要,削弱發達國家“友岸外包-友岸供應鏈”的損傷,引導、拉動以增加拓寬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需要。

 這其中既需要中國制造提升保障全球供給的確定性,提升國家“高水平開放”政策的穩定性,更需要提升從“中華文化”中揀選給全球消費者的普適性文化,使得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最廣大消費者樂于接受中國聲音。

 最后總結一下主要觀點。中國確立了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但卻受到世紀最大變化的環境約束,中國和平崛起和可持續發展受到了嚴重阻礙。但是也可以看到,由于數字化時代的競爭要素已經從農耕時代的土地轉到了工業時代的資本,而且也即將轉到數字化時代的數據,中國面臨的軍事挑戰并不是主因,而更可能是經濟上的發展約束,具體體現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選擇性脫鉤”。中國應從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發展新格局,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