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數字經濟成為國民經濟最強勁的增長極，2005年到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從2.6萬億元增長到39.2萬億元，年均增速高達19.8%，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從14.2%提升至38.6%，穩居全球第二大數字經濟體。與此同時，數字經濟在發展中也逐漸暴露出互聯網平臺壟斷、資本無序擴張等問題，亟須根據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處理好四項重大關系，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

首先，處理好促進發展與監管規范的關系。引導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既要有立規建制的一手，突出競爭政策基礎地位，強化“兩個毫不動搖”、“三個沒有變”的市場預期管理，健全市場準入制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公平競爭監管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監管體系，實現事前事中事后全鏈條全領域監管，也要有重拳出擊的一手，劃定紅線底線，糾正和規范發展過程中損害群眾利益、妨礙公平競爭的行為和做法，防止平臺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依法查處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

其次，處理好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引導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要充分認識數字經濟發展最大的底氣是實體經濟，我們擁有全世界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體系，擁有一大批“專精特新”企業和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要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推動制造業、服務業、農業等產業數字化，利用互聯網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

再次，處理好開放合作與自立自強的關系。引導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既要深化對外數字服務貿易與電子信息制造國際分工合作，更關鍵的是要在科技自立自強上挺起腰板，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討不來、買不來的，要牽住自主創新這個“牛鼻子”，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既要打好補短板的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甩掉“卡脖子”問題，又要打好揚優勢的領跑型前沿基礎技術攻堅戰，在量子信息、光子與微納電子、網絡通信、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領域構筑“非對稱”技術優勢，全面增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真正迎來數字時代科技自立自強的根本性轉變。

最后，處理好擴大需求與優化供給的關系。引導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既要從需求側入手，充分利用國內大市場、暢通國內大循環，更要從供給側發力，推動產業鏈供應鏈補鏈固鏈強鏈，加快制定數字經濟領域“斷供”的風險預警與預案，推動數字經濟基礎產品進口來源多元化與國產替代化，實施數字經濟基礎產業再造工程，在類腦智能、量子信息、衛星互聯網等前沿科技和產業變革領域，組織實施未來產業孵化與加速計劃。

（作者：胡擁軍 王丹丹  原文刊發于2021年10月21日《經濟參考報》并略有調整，是國家信息中心2021年青年人才基礎研究課題《數字經濟對就業與收入分配的影響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