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明確提出推動建設全國一體化的國家大數據中心，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布局。從構建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的政策背景和國內外研究現狀出發，深度剖析了制約我國大數據協同創新發展面臨的數據中心布局、算力資源結構、數據流通融合、數據應用創新和數據安全防護等五大瓶頸性問題，從“數網”“數樞”“數鏈”“數腦”“數盾”五個方面解析了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總體框架，基于“聚焦一條主線、把握兩大定位、實現三個一體化”視角，闡述了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的戰略價值，以期對促進新型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深化大數據協同創新提供有益參考。

一、引言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打造經濟發展新高地、應對國際激烈競爭、搶抓戰略制高點的重要手段。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指出，大數據是信息化發展的新階段，將大數據發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積極參與，大數據事業呈現加速發展的良好態勢，然而，與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相比，還存在明顯差距。按照問題導向、頂層統籌、政企協同的發展思路，建立完善適應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的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對構建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基礎設施具有重要戰略價值和現實意義。隨著重視程度不斷提升，國家有關部門持續發力、多措并舉、密集部署推動以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為代表的通信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興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以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建設。就構建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而言，2016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深刻認識互聯網在國家管理和社會治理中的作用，以推行電子政務、建設新型智慧城市等為抓手，以數據集中和共享為途徑，建設全國一體化的國家大數據中心，推進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由此，正式提出建設全國一體化國家大數據中心建設的構想。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后第二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也提到：“要加強政企合作、多方參與，加快公共服務領域數據集中和共享，推進同企業積累的社會數據進行平臺對接，形成社會治理強大合力。”2020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上強調，要“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將數據中心作為一種新型基礎設施上升為數字經濟時代區域和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戰略資源。2020年5月，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中，明確將“實施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建設重大工程，布局10個左右區域級數據中心集群和智能計算中心”納入新基建發展年度重點任務。2020年12月，在國家大力發展“新基建”的浪潮下，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央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能源局等4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快構建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的指導意見（發改高技〔2020〕1922號）》，并明確指出：“加強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頂層設計，對深化政企協同、行業協同、區域協同以及全面支撐各行業數字化升級和產業數字化轉型具有重要意義。”202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明確提出，要“加快構建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強化算力統籌智能調度，建設若干國家樞紐節點和大數據中心集群，建設E級和10E級超級計算中心”，為“十四五”期間促進數據中心集群的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可以看到，我國數字化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相關政策路線圖日趨清晰，全國一體化的大數據中心建設已成為未來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

二、一體化國家級大數據中心的研究與建設現狀

通過查閱研究有關文獻發現，國內學者在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建設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體化國家大數據戰略體系與數據中心產業發展兩個方面：第一，構建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郁明星等研究構建一體化國家大數據中心治理體系的理論依據和可行性方案，旨在推動數據資源跨部門、跨區域共享，提高數據資源利用效率，加速開發信息資源、挖掘數字紅利、建設網絡強國的信息化進程。賈一葦初步探討了全國一體化國家大數據中心體系架構模式，以政府統籌構建的數據中心、數據共享交換平臺、數據開放平臺為核心，形成三個平臺體，即數據中心與云計算平臺、全國政務信息資源共享交換平臺、大數據資源服務平臺。張鵬等從行業角度出發，首次引入了業務服務管理（BSM）監控的理念，提出中國疾控數據中心一體化運維監控系統的構建思路。第二，數據中心產業發展。樊軼俠等梳理了全球及國內數據中心產業發展狀況和發展趨勢，針對產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難題和痛點，借鑒發達國家支持數據中心優化發展的經驗，提出助力數據中心產業發展質量提高的思路。張莉莉等從推動大數據技術產業創新發展、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運用大數據提升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切實保障數據安全等方面對打造一體化城市大數據中心的目標和定位提出建設對策和建議。國外學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數據中心整體戰略布局研究。從2010年起，美國聯邦政府提出聯邦數據中心整合計劃（FDCCI），各州共同推動數據中心大型化、一體化、綠色化建設。整合計劃通過運用“云計算優先策略”減少數據中心的數量，設立階段性關閉數據中心數量的目標，推動數據中心的大型化、一體化，不斷推進數據中心產業的優化和升級。2016年，英國發布《2016年至2018年英國開放政府國家行動計劃》（UK Open Government National Action Plan 2016 to 2018）；加拿大在《開放政府合作伙伴的第三次兩年計劃（2016-2018）》中，圍繞開放政府目標對開放數據以及開放政府數據進行整體部署。第二，數據中心建設投入研究。歐美等國政府均在數據開放、數據中心建設與應用等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開發。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都通過數據門戶，設立高額獎金，通過“開放競賽”“創意競賽”等方式鼓勵公民創新性使用數據，取得較大收益。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在資金投入、稅收貸款優惠、投資促進等方面對數據中心建設表示支持。歐盟委員會于2020年2月發布的《歐洲數據戰略》提出，在2021-2027年期間投資40億至60億歐元的項目，用于支持歐盟數據空間和云基礎設施整合建設工作。德國作為歐盟的重要成員，投資計劃將進一步促進其大數據中心等基礎設施建設。第三，國家數據中心建設進展研究。美國國防部每年投入2.5億美元資助利用海量數據的新方法研究推動數據公開，積極促進大數據技術從科研向應用領域轉化，在資金和政策上大力支持大數據在醫療、農業、商業、學術研究等領域發展。Data Centre Pricing研究了17個歐洲國家數據中心建設狀況，2019年12月發布的研究結果顯示，英國是歐洲最大的第三方數據中心市場，其數據中心面積為85.8萬平方米，其次是德國和荷蘭，數據中心面積分別為58.3萬平方米和46.1萬平方米。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加大對國家科學數據中心（群）建設的投入且取得顯著成效。澳大利亞國家數據服務中心（ANDS）通過建立澳大利亞科學數據發現平臺Portal，提供來自44個機構或網站的近2萬個數據集，涵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人文學科等多學科領域的數據中心。英國2004年成立了數據保存（監護）中心（DCC），2007年英國科學與創新辦公室（OSI）發布《發展英國科研與創新信息化基礎設施》研究報告，提出數據資源數字化長期保存與共享建設規劃，重點建立大規模的國家科學數據中心，協調現有國家、地方、科研院所和其他相關者關系。綜上，國內外在大數據中心建設相關領域的工作一直在持續推進中，但是尚未有成熟的研究成果能夠對目前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面臨的核心問題和解決思路進行系統性歸納總結和集成分析。國內在規劃設計方面研究相對較多，大多數研究是提出框架性理論架構，重點對一體化數據中心建設的重要性、存在問題以及數據中心包含的主要模塊進行設計與探索。國外在數據開放、科學數據、數據中心建設等方面實踐進展較快，但國內外均未形成以問題為導向的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研究成果。

三、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面臨的瓶頸性問題

近年來，我國大數據發展雖然在頂層設計、統籌協調、創新應用、產業發展、區域示范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但仍然存在一些束縛大數據發展的瓶頸性問題亟待解決。

（一）數據中心布局亟待集約化

構建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首要任務是對現有數據中心進行優化布局。然而，現有數據中心縱向無法聯動、橫向難成合力，基礎設施小散亂、低水平建設現象嚴重，陷入“大的吃不飽、小的不能用”的困境，數據中心集約化布局尚受到三個方面制約。第一，網絡連通。傳統運營商網絡布局以本地需求而非以跨域大數據資源調度為導向，導致西部地區網絡直聯點相對不足。“十三五”期間，國家級互聯網骨干網直聯點由3個增長到13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改善了直聯點周邊地區網絡流量和互通效率。但由于其布局主要考慮下游用戶需求規模，西部地區超大型數據中心集聚的內蒙古、甘肅、寧夏、河北、新疆等地均無國家級互聯網骨干直聯點布局。這些地區由于遠離骨干網，網絡條件落后，且跨省遠距離傳輸成本和跨運營商網絡業務繞轉時延均比較高，嚴重影響網絡時延體驗，也就難以發揮從東部分流算力需求的作用。第二，能耗限制。根據國家能源局發布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全國在“十三五”期間實施單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費總量的雙控行動。在巨大的數據中心能耗需求面前，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紛紛出臺控制政策，或在中心城區全面禁止新建和擴建數據中心，或限制新建數據中心PUE（數據中心總能耗/IT設備能耗）及規模。例如，中國電信原計劃在北京亦莊投建3000個機架，由于缺少供電配額而被迫關閉。受限于目前省際之間沒有建立較為成熟的能耗指標跨域調配機制，西部能耗指標充裕地區和東部能耗指標嚴重緊張地區無法實現能耗指標的均衡配置，過剩問題和嚴重不足現象并存。第三，用電成本。在數據中心建設運行成本中，超過60%為電費消耗。我國數據中心使用電價按照工業用電核算，均價是居民用電均價的1.25倍到1.45倍，平均價在0.7元人民幣左右，比美國還要高，因此各大企業紛紛在電力資源豐富、電價便宜的內蒙古、甘肅、寧夏等地建設大型數據中心。由于電力網建設成本高、配套差等原因，其建設周期長于數據網建設周期，數據中心“數等電”的情況時有發生。

（二）算力資源結構亟待均衡化

5G、邊緣計算、區塊鏈等新技術的推廣普及將對我國以數據中心為代表的數字新型基礎設施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到“十四五”期末，我國數據中心總體將出現較大算力資源缺口，特別是東部地區，算力需求相比中西部地區增長更快，但受制于供電、能耗指標等限制，算力資源拓展空間極為有限，未來算力資源短缺問題將更加嚴重，有必要在“十四五”期間提前布局、提前應對。我國東西部算力資源供給呈現“東部不足、西部過剩”局面。東部發達地區呈現較為明顯的算力資源供給相對不足局面，而中西部地區則呈現算力資源供給過剩局面，此外，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數據中心利用率幾乎處于飽和狀態，但西部地區很多省份數據中心上架率還處于15%至30%之間，提升潛力巨大。當前，雖然已有部分互聯網巨頭公司在我國西部地區布局建立了數據中心，但主營業務仍以數據容災備份、離線數據存儲為主，這種“東數西存”模式的產業輻射能力較弱，不利于我國西部地區數據中心相關產業生態長遠發展，難以帶動西部地區數據中心產業升級轉型。

（三）數據流通融合亟待機制化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要健全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然而，當前構建數據要素市場仍面臨如下三個瓶頸：第一，流通體制機制尚未建立。目前，數據尚不具備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所必需的商品化、資產化機制，無法界定權屬、無法評估質量、無法有效定價、無法可信流通，企業獲取政府數據、政府獲取企業數據或企業之間交換數據，均存在巨大障礙，各類機構對于數據共享流通顧慮重重、瞻前顧后、畏首畏尾。第二，政企數據對接難的問題尚未破題。進入互聯網時代，網絡上動輒涉及數億甚至數十億人流的應用越來越多，社會數據資源分布已經從過去政府掌控80%演變為倒“28”格局，唯有構建政企一體化數據資源體系，才能有效形成社會治理合力。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政府數據與社會數據對接不暢的短板，如部分城市缺乏民眾移動軌跡數據，無法有效指揮調度，只能組織運營商、部分互聯網公司等企業緊急攻關，這種“臨陣磨槍”的做法容易導致耽誤寶貴的防控戰機，絕非長久之計，必須建立政企一體、多源整合的數據資源體系。第三，政府部門數據壁壘尚未有效破除。隨著國家大數據戰略縱深推進，社會各界都認識到了數據的價值，但少數部門反而把數據視為其“私有財產”，認為“奇貨可居”，更加不愿意與人共享，加劇了數據共享難問題，個別部門和地方依然存在“本位主義”思維，死抱著數據不放，導致決策研判受到影響。

（四）數據應用創新亟待多元化

我國部分信息化項目存在“重建設、輕應用，重硬件、輕軟件、更輕數據，重規模、輕實效”等問題，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得到充分暴露，數據應用價值未得到充分釋放。基層數據“最后一公里”受阻。在新冠疫情應對中，很多地方的“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無法有效下沉到社區街道，有網民質疑“相比17年前SARS沒有實質進步”。基層填表繁雜、重復填表等問題突出，人民網撰文呼吁“疫情防控別讓基層人員做‘表哥’‘表姐’”，引發廣泛共鳴。很多規劃“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系統淪為擺設。由于建設時只注重硬件基礎設施等“有顯示度”的環節，往往是硬件雖然到位，但應用“既沒到底、也沒到邊”。有專家質疑，2003年SARS疫情后建立的傳染病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信息系統，在此次疫情早期預警和中后期聯防聯控中究竟發揮了多少實質作用。新冠疫情爆發后，部分地方政府花巨資建設的各種智慧城市、城市大腦幾乎派不上用場，值得深刻反思。“數據決策”的實現依然任重道遠。個別地方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對于客觀數據輕視甚至漠視，缺乏利用數據進行政策預判預演的意識和能力，決策依靠“拍腦袋”的習慣根深蒂固，客觀數據在決策參考中權重占比太低，缺乏利用數據進行政策預演預判的意識和能力。

（五）數據安全防護亟待自主化

當前，大數據領域采用的技術設備和基礎設施、各類信息端和物聯網終端等，尚未實現自主可控。當數據的質和量達到一定程度時，會帶來各種新的安全問題，如果不提前布局，大數據未來就是“建立在沙灘上的產業”，隨時面臨坍塌風險。在基礎架構層面，數據中心國產化替代任重道遠。當前，我國絕大多數互聯網公司和公共部門數據中心底層基礎設施國產化自主可控程度很低，一旦被惡意攻擊，容易導致大量關系國計民生的數據被竊取或泄露，對國家安全造成巨大潛在危害。由于部分國產化服務器芯片替代方案和產業生態尚未完全成熟，很多產業和政府部門推進數據中心國產化替代決心不強。特別是很多地方和部門新立項或新開工數據中心項目依然沿用X86架構方案，不僅造成新的安全隱患，而且未來二次建設還將造成巨大浪費。在應用和算法層面，我國產業界在大數據算法原始創新、工程實現和系統平臺三個核心領域相比美國均存在較大差距。在應用和算法領域，我國互聯網領域尚難以完全擺脫商業模式引領、技術配套跟隨的“路徑依賴”問題，基礎架構和分析領域平臺級原創技術匱乏，對國際主流開源社區貢獻度不高，技術影響力較弱。目前，大數據最前沿的計算框架和衍生生態圈都分布在國外開源社區內，未來一旦國外開源社區的開源代碼和軟件受出口管制，勢必會對依賴開源資源進行開發經營的中國企業帶來極大威脅，將導致我國大數據產業面臨巨大風險。

四、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的總體架構

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總體框架如圖1所示，主要由國家“數網”體系、“數紐”體系、“數鏈”體系、“數腦”體系、“數盾”體系等五大部分組成，既涵蓋工程建設內容也囊括政策工具內容。

（一）國家“數網”體系：優化數據中心基礎設施建設布局

重點解決過去十幾年里我國東中西部算力資源布局在取得長足進步的同時，依然存在算力資源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及區域間割裂嚴重的問題。通過“數網”體系建設，能夠極大提升網絡通信、數據中心等基礎設施的集約化建設水平，有效提高政府投資效率，引導區域范圍內數據中心集聚，促進規模化、集約化、綠色化發展。同時，通過國家“東數西算”戰略的實施，建立針對東部地區算力需求的分級分類響應體系，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有序發展規模適中、集約綠色的數據中心，服務本地區算力資源需求，有效引導東部部分對時延要求不高的應用需求有序向西部遷移，協同解決算力資源結構性失衡問題，實現總體時空布局優化、成本優化、安全管控優化。

（二）國家“數紐”體系：有效降低算力使用成本和門檻

重點解決當前企業面臨的上云前“平臺安全‘難信任’、供需關系‘難對接’”，上云時“多云廠商‘難抉擇’、提供服務‘難全面’”，上云后“跨云業務‘難遷移’，算力成本‘難降低’”等諸多問題，通過培育壯大類似于第四方物流的“第四方云服務”產業，通過政企合作，為社會化企業提供響應更加便捷、成本更加低廉、配置更加高效的一體化算力服務，有助于大幅提高各行業企業上云比例，提升國民經濟各行業數字化轉型普及率，推動企業上云健康有序發展，助力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于需后臺加工存儲、對網絡時延要求不高的業務，引導向能源豐富、氣候適宜地區的數據中心集群調度；對于面向高頻次業務調用、對網絡時延要求極高的業務，引導向城市級高性能、邊緣數據中心調度；對于其他算力需求，引導向本區域內數據中心集群調度。

（三）國家“數鏈”體系：加速數據流通融合打造數字供應鏈

重點解決當前“政-政”“政-企”“企-企”等各個通道間數據資源流通共享要件體系缺失問題。通過構建數據質量評估、可信流通、聯合建模等數據資源流通調度新型機制，構建覆蓋原始數據、脫敏處理數據、模型化數據和人工智能化數據等不同數據開發層級的新型大數據綜合交易機制，實現在數據用見分離的前提下數據資源化、資產化、資本化層面的生產要素流通分配。積極完善數據資源采集、處理、確權、使用、流通、交易等環節的制度法規和機制化運營流程，實現數據供應鏈化和供應鏈數據化相結合，為全面構建數據要素統一大市場奠定基礎，有效釋放全國數據資源紅利。

（四）國家“數腦”體系：深化各行業數據智能應用創新

重點針對當前經濟社會運行感知能力不足、宏觀決策和風險研判水平不高等問題，打造“行業數據大腦”和“城市數據大腦”，圍繞國家重大戰略布局，推動大數據在各行業領域的融合應用，促進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服務能力。另外，積極建設面向重大突發事件處置的“數據靶場”，定期開展“數據演習”，為重大突發事件期間開展決策研判和調度指揮提供數據支撐，加快形成數據驅動型的綜合展示、科學決策、協同治理、智慧指揮新格局。

（五）國家“數盾”體系：強化對算力和數據資源安全防護

重點解決當前數據安全領域出現的一系列全新挑戰和問題，圍繞服務器芯片、云操作系統、云數據庫、中間件、分布式計算與存儲、數據流通模型等環節，推動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及應用，通過建立網絡和數據一體化安全防護體系和面向數據、算法、算力等資源流通的綜合監管體系，強化大數據安全保障，有效提高數字經濟發展整體安全水平，有效促進國產化數據安全產業發展。  

五、加快構建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的戰略價值

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的戰略價值總體可概括為“1+2+3”，即聚焦數字經濟時代國家新型基礎設建設“一條主線”，把握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和數據中心綠色高質量發展“兩大定位”，實現多方面銜接聯動、算力數據融合發展、工程和政策協同創新“三個一體化”。

（一）聚焦數字經濟時代國家新型基礎設建設“一條主線”

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的本質是以加快建設數據強國為主要牽引，目的是積極打造數字經濟時代的國家新型公共基礎設施，有序推進大數據“采存傳治用管”一體化技術融合、“陸海空天電網”一體化數據融合、“政產學研金用”一體化業務融合，全面提升數據基礎設施統籌規劃與統一調度能力、數據資源縱橫聯動與整合掌控能力、重點業務協同應用與集成創新能力、行業自主可控與安全防護能力，最終實現有效支撐服務數字治理創新、數字經濟發展、智慧社會建設、數字文化培育和數字生態文明的整體布局和良性格局，加快形成國際數字經濟競爭新優勢，助力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與高水平開放，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總目標奠定堅實的數據基礎。

（二）把握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和數據中心綠色高質量發展“兩大定位”

第一，數字經濟時代促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新型基礎設施核心定位。該定位主要是為了解決部分地方、部門及企業在數據中心建設中的發展無序、盲目、混亂等問題，進一步強化國家層面的統籌協調作用，構建以數據中心為核心的全國一體化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進一步提高全國各級政府和社會化企業使用數據中心和數據資源的可得性、普惠性、便利性，大幅提升企業和政府數字化轉型速度和能力，縮短數字化轉型周期。此外，也會充分發揮數據的基礎性戰略資源作用，為數據資源的統一對接、匯聚、處理、共享、開放、流通、交易、開發、應用等開辟出更大空間，健全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數據要素評價機制，推動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良性發展格局，助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第二，在數據中心綠色高質量發展基礎上助力全行業實現節能降耗的戰略定位。按照現有行業能耗指標測算方法，數據中心產業一直被界定為高能耗產業，并受到能耗指標審批等方面的嚴格限制，甚至有人稱其為“不冒煙的鋼廠”。然而，與鋼鐵等傳統行業相比，數字經濟的耗能產出結構具有“二重疊加”的特殊屬性，即每“耗費”在數據中心上的一度電，其不僅僅是為數據中心運營企業貢獻了一定數據中心運營產值，同時也為運行在其上的各種云計算、大數據、互聯網服務等應用類產業貢獻了大量運營產值。因此，在加速數據中心自身行業節能低碳技術研發推廣、提升資源能源利用效率、推動老舊小散數據中心向規模化數據中心集群或智能化邊緣數據中心轉型升級基礎上，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能夠加快推動傳統產業結構轉型，促使傳統高耗能產業與數據中心深度融合，促進全產業鏈綠色低碳有序發展，助力國民經濟各行業整體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輻射帶動作用。

（三）實現多方面銜接聯動、算力數據融合發展、工程和政策協同創新“三個一體化”

第一，實現一體化統籌考慮數據中心、云服務、數據流通與治理、數據應用、數據安全等關鍵環節，促進各方面、各層次、各環節之間做好銜接聯動。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可以綜合解決制約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能耗限制、用電成本、網絡時延、算力資源、資源共享、數據壁壘、應用融合、產業安全等多方面瓶頸性問題，以深化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為核心，優化全國數據中心建設布局，推動算力、算法、數據、應用資源集約化和服務化創新，通過“組合拳”方式引領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二，實現一體化推動政企算力資源和數據資源融合發展，打造公共算力服務和行業算力服務，形成政企數據融合的標準規范和對接機制。在算力資源方面，一方面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可以支持通過政企合作模式，面向政府、企業和公眾提供成本低廉、覆蓋面廣、可靠安全的公共算力服務；另一方面也支持企業發揮市場化主體作用，打造更為專業的行業算力服務。在數據資源方面，支持圍繞政企數據平臺化對接和跨地區、跨行業數據資源融合計算需求，通過多方安全計算、聯邦學習、隱私計算、數據沙箱等技術手段構建數據資源可信流通環境，推動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可用不可擁”的新型合作機制，打造以“政-政”數據共享、“政-企”數據開放、“企-企”數據流通等為代表的數據供應鏈，實現全國數據資源流通“一盤棋”局面。第三，實現一體化運用工程牽引、政策引導、規范制定、體制機制改革、技術創新等多種手段，以協同創新思維和方式解決大數據發展問題。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不僅僅是一個信息化工程項目，而是期望通過對大數據管理體制機制改革、產業布局優化、關鍵技術突破、安全評估保障、標準體系制定、應用協同創新等方面進行積極探索，著力破除制約我國大數據發展的政策瓶頸，尊重產業和技術發展規律，營造適應大數據發展的創新生態。更多是從構建完善適應數字化生產力發展的新型生產關系的高度，堅持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國民經濟發展主戰場、面向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前沿進行的一次頂層設計。

六、總結與展望

隨著5G時代加速到來，全球數字經濟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格局正面臨深刻改變。因此，全面提升跨區域數據中心集群協同聯動水平，推動算力、算法、數據、應用資源集約化和服務化創新，加快建設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未來，在我國提出2030年“碳達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宏偉目標背景下，應堅定不移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和高質量發展要求，有序引導大數據行業走綠色高質量發展道路，加快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進程，充分發揮大數據對傳統行業甚至全行業的效益倍增和節能降耗作用，利用大數據助力全行業加快實現碳達峰與碳中和目標。

（作者：國家信息中心大數據發展部 易成岐、竇悅、陳東、郭明軍、王建冬，刊載于《電子政務》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