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一名與會者注意到TCL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董事長李東生介紹的情況：在生產精度非常高的半導體工廠，現場幾乎沒有操作工。在檢測、控制環節，由于智能化技術的導入，越來越多的工作被智能設備取代。

對此，他提問李東生：“我們看到部分生產線確實縮減了人工，也有可能創造了其他的崗位。對您的企業來講，數字化對就業的整體影響是怎樣的？”

李東生認為，從工程制造體系來說，效率的提高必然帶來工人的減少，這是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問題。就TCL而言，在過去10多年里，員工總數在增加，而“增加是來自于產業規模的擴大”。

世界銀行行長彭安杰給出一組數字：改革開放后的幾十年里，中國的勞動力增長了60%左右，創造了3.15億個就業崗位，連續38年每年創造800多萬個就業崗位。這種爆炸性的就業增長與中國最快的減貧時期相吻合，“這再次證明創造就業機會是消除貧困、實現繁榮的最可靠途徑”。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在發言中提到，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歷了類似工業革命早期的變化，如制造業就業占到勞動力的40%。但隨著技術和國際貿易的發展，生產率提高，很多勞動力進入服務業。“在英國，80%的人口就業都是在服務業。”克里斯托弗表示，產業技術創新會為經濟帶來結構性轉型，但新技術的發展并不會取消就業，“更多的結果會是一種轉型”。

而如今，數字化被視為“不僅是一場深刻的技術革命、產業革命，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人工智能可能會取代一些工作崗位，但同時也是巨大的生產力。”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馬斯·薩金特說。

在克里斯托弗看來，工人需要通過學習新的技能，轉入新的工作領域，服務業是能創造和接收更多人就業的領域。他舉例說，人們買多少汽車、消費品的數量是有限的，但對于服務業的消費是無限的。

“很多工人需要在服務業再就業，但服務業卻沒有趕上需求增長的步伐。”克里斯托弗說，尤其是一些低技能的產業工人和農業人口，需要實現技能的升級。因此，在這個階段應該思考，現代的服務業需要什么樣的技能才能充分利用新的技術，不要出現失業工人與新企業需求的錯配。他建議，企業可以為工人提供對接相關技能的培訓，學校也可以“教一些文科的內容”。“如果我們去學校只學理工科，然后發明一些機器來取代我們的就業，可能是在自掘墳墓了。”

除了技術發展對于就業崗位的影響，中外嘉賓同樣關注“如何能創造好的、充足的工作機會”。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楊偉民表示，新冠疫情對就業沖擊較大。2020年到2023年，中國城鎮就業人員累計增加1783萬人，“年均新增量是過去常年的一半”。

楊偉民說，過去，民營經濟的就業是增加的，包括比重、總量，而國有經濟的就業是減少的。新冠疫情以來出現了反轉，國有經濟的就業在增加，民營經濟的就業在減少。在他看來，如果要持續穩定地擴大就業，應該恢復到過去那樣的就業增長格局。

“國家對擴大就業已經采取了不少的政策。另外，正在推進的市場準入領域改革也會使市場自發地創造出有效的就業崗位。”楊偉民認為，前幾年，中國對一些行業加強了規范和治理，這是非常必要的，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今后，將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更好地兼顧發展與治理，民營經濟預期轉好了，就會擴大投資、擴大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