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下午，今年全國兩會第二場“部長通道”上，工信部部長肖亞慶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數字經濟正大跨步地向前邁進”。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數字化”再次被寫入報告，并且著墨不少——

“十三五”發展成就和“十四五”主要目標任務章節，都提到了加快數字化發展，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營造良好數字生態，建設數字中國；2021年重點工作，提到了加強數字政府建設，建立健全政務數據共享協調機制。

從源頭的數字經濟產業端，到數字治理、數字政府建設，數字化轉型已然無處不在。

當數字化成為應對疫情和發展經濟的有力武器，深刻改變著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社會關系、社會形態和治理體系時，是什么在領跑“數字中國”建設，數字化轉型的最終形態又將是什么？

期待更多“燈塔工廠”

數字經濟已經充分證明了自己的發展潛力。以上海為例，去年，拼多多、B站、小紅書、喜馬拉雅等一批新生代互聯網企業蓬勃生長，在線新經濟逆勢增長12%，預計今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將實現超5000億元。

數據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當下已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數據能否流通、如何流通，成為數字產業化發展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關鍵是要開放數據和場景，為在線新經濟企業量身定制公共數據定點開放的專門政策，充分釋放數據新要素紅利。”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陳鳴波建議，加強跨區域、跨部門、跨層級的統籌協調，科學規劃數據中心、網絡、終端等，分類出臺全國性建設導則與標準規范，推動“數權”向地方下放。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張兆安表示，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的“產業數字化”，其內在邏輯是通過數字賦能，提高生產效率，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

近年來，通過數字化轉型提升傳統制造業能級，已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共識。全國兩會會場，不少來自傳統產業的代表委員都十分關注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

“大量實踐證明，傳統制造業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可以提升8%到13%的利潤率，‘燈塔工廠’的提升效果更為明顯，運營指標平均提升了50%—60%。”全國人大代表、上海華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王霞說，企業試點數字化轉型效果顯著，解決了以往過分依賴“老法師”，靠人力判斷的不確定性、耗時久等問題。

截至2020年10月，全球54家“燈塔工廠”中，中國有16家。在王霞看來，我國雖有完整的工業體系、較強大的制造業和較發達的信息產業，但人均工業增加值僅為美國的1/3、日本的1/4，產業數字化的提升空間還很大。數字化人才匱乏、社會咨詢服務不足，正成為我國產業數字化亟待解決的問題。

“人才問題特別急迫。人社部分析顯示，2020年，我國智能制造領域人才缺口為300萬人，到2025年缺口預計達到450萬人。”今年全國兩會，王霞提交了一份書面建議，希望能從國家層面增設數字化課程，推動高校、企業建立數字化培訓體系，打造不同層級的數字化人才隊伍。

“要致富，先修路。”不少代表委員都提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基礎設施的重要性。全國人大代表、上汽集團董事長陳虹認為，對數字經濟、數字產業來說，5G網絡、數據中心等就是基礎設施。他建議，探索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在傳統基礎設施建設運營中的應用，進一步將生產過程與金融、物流、交易市場等渠道打通，形成數字時代的產業鏈應用生態。

提升數字政府廣度與深度

張兆安表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離不開運用最現代的科學技術。數字化為治理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技術支撐，近年來我國不少城市建設城市大腦、互聯網法院、智慧社區等都是成果體現。

“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政府有兩方面的事情要做。”全國人大代表、致公黨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邵志清指出，數字政府建設，一是要應用數字化技術來推進社會治理、提升公共服務水平，二是要營造好數據生態，牽頭制定相關的政策規則。

“首先是政府自身要進行數字化轉型。”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的“兩張網”建設，將原來分散在各個部門的碎片化信息整合到一個大平臺上，通過歸集數據、跨部門共享，完成整個辦事流程的“互聯網+”改造，在應用領域實現政府職能的全面數字化。

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在內，中國不少城市已經提出城市數字化轉型的概念。陳鳴波表示，上海率先提出的經濟、生活、治理三大領域數字化轉型，是一項“整體性”轉變。“經濟和生活的數字化轉型，必然離不開治理數字化的支撐，而治理的數字化，又將成為經濟和生活數字化轉型的基礎能力。”

不過，當前數字政府建設還存在一些短板。邵志清指出，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政府應該帶頭開展數據化應用，但目前數據化在交通、教育、醫療、城市安全等方面的應用，卻往往展現為單一系統、碎片化應用，廣度、深度都要進一步拓展。“廣度，就是要把更多內容納入一個統一平臺；深度，就是要把這些內容深入融合使用。”以城市安全為例，目前還是以事后處置為主，建議下一步可以探索通過大數據研判，逐步向事前預防轉變。

“過去一年的疫情防控，讓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了健康碼、云計算、大數據等智慧手段的作用。”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長寧萍聚工作室黨支部書記、上海市居村協會會長朱國萍說，數字化發展的成果已開始深入社區。但她也發現，數字化的“最后一公里”想要做得好，“用腦”和“用心”都不能少。

“老年人使用智能設備，不是不會用、拒絕用，而是有時候實在看不清屏幕上的字，怕按錯按鈕。”她建議數字化、智能化的同時也要考慮“人性化”，比如在老人較多的醫院，在智能設備旁配一名工作人員進行指導，“這樣，數字時代的老百姓才會真正有幸福感、獲得感。”

扎牢數據安全“籬笆”

“大家都擔心，人臉識別技術是不是被過度應用了。”全國政協委員、致公黨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馬進表示，近年來“人臉識別”技術被廣泛應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智慧化管理水平。但同時，這些技術在市場化領域被過度使用甚至濫用，導致公民個人信息安全面臨重大挑戰，爭議場景也隨之而來：一些地方連公共廁所都要“刷臉”才能購買衛生紙。他建議，相關部門應出臺人臉采集使用場景的限制性規定，就特定場所人臉采集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場所所屬企業的技術能力、管理能力進行評估，為符合條件的企業與場所頒發許可證，規范相關數字技術的應用。

當“數字化”讓科幻片中的場景變為生活日常，支撐數字化發展的基石恰恰是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良好的數字生態”。一方面，數據作為新的重要生產要素，掌握了大量數據的政府部門有責任讓數據“跑起來”，與市場數據共享共融，體現價值，夯實數字化發展的底座。另一方面，數據安全的“籬笆”也要扎牢。今年全國兩會，不少代表委員都不約而同地聚焦數字安全。

張兆安說，數據是國家重要的戰略資源，將成為決定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因素。數據跨境流動的安全與否，將直接威脅國家主權與安全。他建議，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技術規范，開展重要數據的分類分級，組建數據跨境流動的安全評估體系。“不僅是跨境流動，國內間的數據流動也可以這么做。”

全國政協委員蔣穎提出，我國應重點關注全球數字產業及相關國際規則的發展態勢，從維護個人隱私權利、保障企業發展創新、捍衛國家數據主權安全、增強數字國際競爭力等維度進行考量，建立管控精準、可操作性強、國際信賴度高的數據跨境流動管理體系。

還有一項熱議話題是數字壟斷。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信息安全行業協會會長談劍鋒直言，要警惕部分互聯網科技企業的集中“巨頭式”數據采集和應用，防止“數據壟斷”發生。“應該對相關企業和平臺的信息采集進行嚴格的管理規定，只可針對企業產品的特性進行必要的數據采集，不得過度、無序、隨意地采集。”

他表示，人臉、指紋、DNA等個人生物特征數據都是關鍵數據，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特征，一旦被竊取將無法追回、變更，更不可再生，將對個人隱私保護帶來不可逆的風險。為此，他建議設立國家“數據銀行”，由國家成立專門機構統一管控，負責關鍵數據的采集、傳輸、存儲和確權等，最大限度地保障關鍵數據安全和國家安全。“區塊鏈、聯邦計算技術等，都可以幫助企業從‘數據銀行’提取脫敏后的分級分類數據展開分析應用，同時不擁有關鍵數據的所有權，保障數據使用的安全。”